| 冰麒麟's profile冰麒麟PhotosBlogLists |  Tools  Help |
|
冰麒麟意随心生，心随意舞 8/5/2006 社会冷暖
被风吹毁的高压铁塔 新华社发(夏明 摄)
2006年8月3日清晨，今年6号热带风暴“派比安”外围偷袭江城武汉，引发一场十分罕见的强雷暴、狂风、冰雹天气。狂风突袭黄陂滠口街，民生堤外的大南湖中3座高压铁塔（110千伏）被风吹得从15米高处拦腰折断，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社会冷暖川音确认李宇春考研名落孙山（图）2006-08-02 10:49:24 来源: 新闻晨报
超人气偶像李宇春（资料图） 中新社发 潘索菲 摄
昨日记者了解到，目前公布的川音研究生录取名单没有李宇春的大名，也就意味着李宇春没有考上川音声乐系研究生。对此，李宇春的经纪人满春表示：没有拿到录取通知书肯定是没有考上，明年会不会继续考研，要看李宇春本人的意愿。 自从传出李宇春考研的消息后，立马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而川音对此事的统一口径是“没有确定”。昨日记者从川音本部以及川音通俗音乐学院了解到，李宇春没有考上川音声乐系研究生。一位川音内部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师向记者透露，如果考上研究生，应该早就拿到录取通知书了，因为9月研究生就要开学了。他说：“李宇春平时的工作太多，她没有太多的时间用在考研复习上，这样仓促地准备，肯定有一定的难度！” 据了解，考声乐系的研究生需要进行初试和复试，初试包括政治、英语、音乐作品分析以及声乐演唱，如果通过初试还要进行英语口试和声乐演唱，要想通过这些科目的考试并不简单。“李宇春应该是在文化考试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过她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参加考试的，没想到引起了媒体的关注，让一件小事被无限夸大了。” 虽然没能考上研究生，但李宇春会不会因为名人优势通过一些特殊手段获得入学资格？对方表示：“首先李宇春的初衷是能考上就读，没有考上也无所谓；其次，川音统招研究生名额是由国家教育部确定的，学校和李宇春本人都不可能做任何手脚；最后，李宇春是名人，她没有必要做任何为她抹黑的事情！”与此同时，记者从川音本部几位研究生处了解到，川音有两种类型研究生：一种是国家计划硕士，也就是李宇春参加考试的那种；另外一种是自筹经费硕士生，不过只是学习研究生课程，并没有全国认可的硕士生文凭。 昨日，接到记者电话的满春坦言，李宇春最近的社会活动特别多，并没有把心思全部用在还不确定的电影《花木兰》上。随后，记者有意问了一下李宇春是否正为入学做准备，而满春却说，“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准备。”记者立即摊牌：“学校的录取名单出来了，根本没有李宇春的名字。”对此，满春很平静地说：“要是名单没有她，就说明她没有考上呀，这很正常。”满春说，她会尽快把这件事告诉李宇春的，至于她以后是否会继续考研，满春说，要看李宇春自己的意思，这不是公司可以安排的。(作者：任宏伟 来源：新闻晨报) 异域风情苗条越南女孩，走起路来飘逸轻盈2006-08-04 10:41:03 来源: 环球时报
初到越南，就有当地朋友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三大苗条”是越南风俗的特点之一，概括起来就是：“姑娘苗条、国土苗条、房子苗条”。 姑娘苗条 越南姑娘身材苗条可是公认的。走在越南的大街小巷上，随处可以看到年轻女孩苗条的身影。相反，体态臃肿、过度肥胖的女孩却很少见。记者也听到不少游历过亚洲各地的朋友评价说，在东南亚女孩中，越南姑娘的身材应该是数一数二。我想，这大概与越南人清淡的饮食习惯有关吧。  越南有句俗语：“女俊靠衣，苗壮靠肥”。说到越南女孩的苗条，传统服饰“长衫”的陪衬功不可没。身着长衫，头戴尖形斗笠的越南姑娘早已成为其民族形象的象征之一。越南妇女的长衫有些像中国的旗袍，不同的是越南长衫为长袖，两侧的开叉更高，下身着宽松长裤。长衫的面料是很薄的绸缎，由于开叉高形成很长的前后摆，加上裤腿宽松肥大，走起路来飘逸轻盈。  越南妇女一般在重要的日子才穿长衫，平时只穿普通服装。然而，一些职业规定长衫是女性员工的工作服，如越南空姐一律着紫红色长衫。要想看最有特色的长衫风景，就要到越南中部和南部的城镇。在中部的顺化市和南方的胡志明市，只要看到穿白色长衫的女孩，必是中学生无疑。每天放学时间，在学校附近的马路上可以看到很多白色长衫在风中飘动，就像一团团浮动的白云一样美丽。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南女式长衫也出现在世界时装舞台上。最近就有媒体报道说，一位旅居日本的越侨设计的长衫在日本时装表演会上引起轰动。“看腻了奇装异服的日本观众，突然欣赏到极具东方乡土特色的越南长衫，顿时感到返朴归真的震撼”。 国土“苗条” 国土“苗条”是指越南的国土狭长。从地图上看，越南的疆土自北向南呈狭长状，两头宽中间窄。当地人常用“一条扁担挑着两个谷筐”来形容越南地形的全貌。由于国土狭长，越南实际上被分为北、中、南三个地区，三个地区的语言和文化特色有所不同。在19世纪直至20世纪中叶的法国殖民统治时期，越南被分成三部分加以统治。今天，越南的北、中、南三地在国家政治和行政管理中仍有重要意义。 房子“苗条” 越南最普通的民房就是那种横向窄、纵向深的“苗条”房屋。据说建成这样是因为房屋通风性好，适合当地的气候。另一个原因是越南人家家都希望临街居住，这样比较方便开店铺做生意,即使是出租也要容易得多。因此越南很多临街的住房，都是纵向排列成长条形状的。 在河内市和胡志明市，很多房屋是昔日留下的法式建筑，其中高大、富丽堂皇的一般为国家机关住所。作为国家象征之一的主席府、越共中央老办公楼、越南外交部大楼以及河内大戏院等都是法式老房，外墙为蛋黄色，在夏日阳光的照射下十分显眼。而带有小院、看上去古色古香的法式小别墅，一般是私人住宅。记者就有朋友住在这种房子里，屋内安装有遮阳的百叶窗，还有立柱和壁炉等西式设计，看上去颇为舒适。难怪越南民间有句俗语说：“吃中餐、住洋房、娶日本老婆”，其中的“洋房”就是指法式别墅。 社会冷暖“大老板”的子女加20分2006-08-03 来源: 南方报业网-南方周末(广州)
核心提示:漳州市教育局招生政策相关规定，自２００６年起，凡是经市政府办审核公布的２００５年度漳州市民营企业前１００名的纳税大户，“其控股企业主的子女中考均可享受加２０分的照顾。外商子女也参照执行。”这项政策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市长亲自拍板，统一了标准：只要纳税３００万以上，其子女中考就可以加２０分。 “分不够，钱来凑。纳税大户为社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社会为何不能投桃报李？”一位网友在当地教育论坛上说 梁世福和父亲一道站在漳州市委大院的布告栏前，看着墙上中考录取名单他们没有惊讶，“和少数民族、烈士子女的加分差不多，感觉到有钱人就能上好学校。” “漳州市制定的这个政策，是把财富作为衡量入学的标准，并使它成为一项制度化的公共政策。”福州大学社会系副主任甘满堂说，“‘起点不公正’会加剧社会不平等，破坏教育公平的原则。” 《南方周末》记者 成 功 因为有个好爸爸 今年中考，来自福建漳州市芗城中学的王全考了３３６分，其中政治科目为“Ｃ”，物理为不及格“Ｄ”，但他依然有可能跨入漳州市第一中学——当地最好的学校。而按照漳州一中公布的录取分数线，“正取为４０４分，择校也要达到了３７７分”。 同龄人梁世福的考分和王全属于同一档次，他只能进入一所三流中学。 迥然不同的命运缘自于漳州市教育局招生政策。相关政策规定，自２００６年起，凡是经市政府办审核公布的２００５年度漳州市民营企业前１００名的纳税大户，“其控股企业主的子女中考均可享受加２０分的照顾。外商子女也参照执行。” 给王全带来好运的是他爸爸——王文，他是福建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２００５年，该公司“销售收入为３．４亿元，纳税高达１０２９万元”，这家民营企业因此荣膺市政府嘉奖的“２００５年漳州市民营企业纳税大户”称号。另外，王文还入选“２００５年漳州经济建设功臣”。 有了爸爸的“双保险”，１６岁的王全中考顺理成章地加了２０分。 今年，漳州市共有１０６家民营及外资企业纳税大户的子女有资格申请加分。“凡是纳税超过３００万的民营企业，即可享受加分政策的待遇。”漳州市教育局中教科负责人吴丽娜，向本报记者出示了一份长长的经市政府审核的纳税大户名单。 起初，因为不知道父亲的公司是“纳税大户”，王全差点儿错过这个“意外之喜”。 吴丽娜说，按照录取程序，各学校会在中考前夕，要求学生填写一张“２００６年漳州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注意录取’考生登记表”。享受加分政策的学生，在登记表中特别注明“民营企业纳税大户”的身份，登记表有效截止日期是６月２０日。 ７月３日，王全紧急递交一份“申请书”，请求补办“民营企业纳税大户”加分手续。尽管过了截止期限，漳州市教育局还是从“服务经济发展，尊重关心民营企业家”的大局出发，“破例”给王全补办加分手续。 “尊重关心民营企业家” “给民营企业纳税大户子女加分政策，是根据市委、市政府全面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统一要求制定的。”漳州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陈坪松说。 在漳州，如何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市领导们最为用心和关注的工作，因为这是关系到领导工作成绩的头等大事。 “民营企业将会成为推动漳州市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力。”漳州市经贸委中小企业科科长钟文枞说，到２００５年底，漳州市民营企业已达６３００多家，实现产值１００多亿元，民营企业纳税额已占全市总数的４０％。 去年，漳州市委书记刘可清上任伊始，提出要“全面提升民营企业发展水平”。２００６年３月６日，漳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全面推进民营经济的若干意见》，囊括了从税收到土地，从企业维权到社会服务等４０条全方位“力挺”民营企业的优惠政策，文件因此也被称为“促进民营企业发展４０条”。 “４０条”中，其中第３９条“尊重关心企业家”最令外界关注：民营企业纳税大户，“允许其两部公务用车２年内在市辖收费站免费通行”；另外，“民营企业的控股企业主的子女在高中招生录取时，可享受加２０分的照顾”。 “免收过路费主要是给民营企业家一种社会地位，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对民营企业家的尊重。”钟文枞说，在漳州市，只有市委、市政府等各部门的３００多辆小车是免收过路费的，“其实民营老板并不在乎几十块的过路费，关键是能享受和政府官员同等的待遇。”而“子女教育是每个父母关心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制定政策时特别考虑到这一点”。 在市长办公会上，对于如何确定民营企业纳税大户的加分标准细则时，最初大家还有些争议。“有人认为纳税前１００名的民营企业就可以加分，但考虑到有些企业没来参评而漏选，‘一刀切’会挫伤那些纳税大户的积极性。”钟文枞说，最后市长亲自拍板，统一了标准：只要纳税３００万以上，其子女中考就可以加２０分，“等以后经济水平上去了，３００万标准还可以相应提高。” 争 议 ７月２８日，顶着台风“格美”刮来的细雨，梁世福和父亲一道站在漳州市委大院的布告栏前，看着墙上密密麻麻的中考录取名单。他们对于纳税大户子女中考加分的消息没有惊讶，“和少数民族、烈士子女的加分差不多，我也说不上哪里不对劲，只是感觉到有钱人就能上好学校。” 在漳州市，虽然中考招生工作已经结束，但“民营企业纳税大户加分”仍然是一个热门话题。 “分不够，钱来凑。纳税大户为社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社会为何不能投桃报李？”一位网友在当地教育论坛上说，对老百姓的子女而言，或许不公平不要紧，但“吃亏要吃在明处”。“给纳税大户子女加分，这是一种‘看得见’的不公平，总比那种表面公平、背地搞暗箱操作要强吧”。 钟文枞更愿意把争论看成是社会的仇富心理在作怪，“这些年，一提到民营企业家，老百姓就会骂。政府对纳税大户的优惠政策成了某些人社会情绪发泄的对象。” “我已经看到报纸上一些评论。”漳州市政府办公室一位姓林的官员说，“我不认‘同民营企业纳税大户加分’会破坏教育公平的说法。”他说，中考招生规定中本来就有很多照顾加分的政策，此次市委、市政府为了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只是在原有众多加分政策中增加了一条。 福州大学社会系副主任甘满堂说，按照国家规定，能够享受加分政策的学生，主要分为两种：一类是体现自然属性，如少数民族、归侨、革命烈士的子女；另一类则是后天表现优秀的学生，例如三好学生、国家二级运动员、在各类比赛、小发明等竞赛中获奖的优秀学生。 “漳州市制定的这个政策，是把财富作为衡量入学的标准，并使它成为一项制度化的公共政策。”甘满堂说，“‘起点不公正’会加剧社会不平等，破坏教育公平的原则。” “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强烈地影响到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好学校的竞争已经逐步延伸为学生家长经济能力和社会权力的竞争。”他解释说，“以财富的多寡来决定加分，会影响其他学生的受教育的机会。” 但漳州市教育界人士并不担心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我们是以扩招的形式来招收加分的学生，所以不会挤占其他学生的升学机会。”漳州市第一中学的一位副书记认为。 “从政策实际执行情况来看，对教育公平影响不大。”陈坪松说，去年，全市没有一个民营企业纳税大户来申请加分的措施。“今年，也只有王全一人来办理申请加分政策。” 陈坪松说，民营企业老板不一定在乎这样的优惠政策，他们的子女有的去外地读书，甚至到国外读书；另外他们的孩子可能还小或许早就过了上学的年龄。“我们主要是通过这样的优惠政策，来宣传、营造出一种尊重、关心民营企业家的氛围。” （文中王全、王文为化名） 家乡气息洛阳歌剧院投资疑云2006-07-31 14:38:00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核心提示:洛阳歌剧院耗资1个多亿。当地官员认为这是一个必建的文化场所，而百姓认为是形象工程。建设资金来自洛阳七家钼业企业。有一家未答应出资，遭遇到蹊跷停产。一个疑似超前的歌剧院，一群心不甘情不愿的疑似业主，构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投资案例
据出资企业之一的负责人介绍，2005年，栾川9家钼业企业负责人赶赴洛阳市。洛阳部分领导带着这9位企业家在洛阳新区里转了一圈，最后在一块空地处停了下来。“这个地方要盖一个歌剧院，大家看行吗？”市里的一位领导问大家。当时9位企业家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 《河南日报》报道称，投资洛阳歌剧院的是洛阳下属栾川县的7家钼钨采选企业，平均每家近2000万元，皆属自愿、无偿投资。“如果是你，你会去投资歌剧院吗？”一位企业家反问。 “当时我们有份《联合建设洛阳君山歌剧院章程》，第一条就是：为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大力支持洛南新区的开发建设，在这个《章程》中，规定了各企业的出资数额。按照领导的意思写，只能写自愿，不能写别的。” “建成后的洛阳歌剧院，将成为一座规模空前的演出场所，在整个中西部地区都数一数二。”洛阳市委办公室一位人士说。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谢良兵 
施工现场（资料图）
2006年4月26日，建设中的洛阳歌剧院主体结构封顶，开始进入室内设施安装阶段。如果一切顺利，洛阳歌剧院今年10月底就能正式启用。“建成后的洛阳歌剧院，将成为一座规模空前的演出场所，在整个中西部地区都数一数二。”洛阳市委办公室一位人士说。 位于洛阳新区“时代轴线”上的洛阳歌剧院，由中心剧场、东附楼和西附楼三部分组成。中心剧场面积约1.59万平方米，高31.1米。主台为可旋转、移动、升降的舞台，下沉地面12米；后台下沉地面3.5米，侧台为辅助舞台；观众厅分上下两层，设1490个座位。 然而，这座建设资金高达1.3亿元的现代化歌剧院，自2005年8月初开工之日起，就不断遭遇当地舆论的质疑，并引发了有关建设资金来源的纠纷。 歌剧院有市场吗？ 据河南《经济视点报》的报道称，自从《洛阳晚报》刊登洛阳歌剧院开工建设的消息之后，洛阳市民纷纷对此工程表示质疑。质疑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歌剧在洛阳是否有市场”和“洛阳歌剧院建设是否超前”这两点上。 有当地百姓认为，以目前洛阳的人口素质构成和消费结构，歌剧院难有市场。“如此巨额的投资，不如建几个舒服的电影院，搞几项公共体育设施来得既实在又实惠。”一位洛阳市民说，歌剧院只会成为政府的“形象工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洛阳市政府人士也认为，洛阳歌剧院有些超前，这种超前一方面是物质上的，一方面是群众基础上的。“洛阳歌剧院很可能会变成一个小众项目，专为境外游客和其他一小部分人而建。”这位人士不无担忧地说。 的确，即使是像北京、广州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大型歌剧院都曾遭受质疑，更何况是在市区人口仅150多万的中原城市洛阳。 不过，在洛阳一些政府人士看来，建设属于洛阳自己的歌剧院似乎迫在眉睫。 据称，由于洛阳没有像样的电影院、歌剧院等公共设施，一些演出团体常以“洛阳缺少硬件设施”为由，不来洛阳演出。“哈萨克斯坦国家剧团就曾想来洛阳演出《天鹅湖》，一听洛阳没有歌剧院，人家就不来了。”洛阳歌剧院建设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徐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洛阳歌剧院的建设无所谓超前。我们曾经考察过国家大剧院、宁波大剧院、杭州大剧院、绍兴大剧院。我们并没有和他们比豪华，我们只是强调了舞台效果的需要。”徐林强调说。 在他看来，洛阳歌剧院其实就是一座多功能厅。按照规划，未来的洛阳歌剧院既是洛阳市党政机关等召开大型会议的场所，起到人民会堂的作用；同时，也是文艺演出的舞台，可以举办各种晚会活动。 本刊记者在施工现场注意到，洛阳歌剧院又称为人民会堂或者文化艺术中心。据悉，之所以命名为“洛阳歌剧院”，意在提升城市品位。“修建歌剧院的意义就在于发展洛阳的文化产业，推动洛阳旅游经济的发展。建成后，(我们)将邀请国内外艺术团体来洛阳演出。”洛阳市市委书记孙善武对媒体表示。 捐赠还是投资？ 除却对于洛阳歌剧院未来市场的担忧，人们更关心，1.3亿元的巨额建设资金从何而来。 《河南日报》的报道称，投资洛阳歌剧院的是洛阳下属栾川县的7家钼钨采选企业，平均每家近2000万元，皆属自愿、无偿投资。“市里、县里、镇里，还有咱这儿的群众，给了矿上多少帮助和支持！拿这些钱回报，只算尽了一丁点儿心意。”其中一位企业负责人“豪气”地对当地媒体说。 然而，本刊记者在栾川的调查却发现，事实远非如此。 据出资企业之一的负责人介绍，2005年5月15日，栾川县的9家钼业企业负责人赶赴洛阳市。洛阳市的部分领导及栾川县的主要领导人，带着这9位企业家在洛阳新区里转了一圈，最后在一块空地处停了下来。“这个地方要盖一个歌剧院，大家看行吗？”市里的一位领导问大家。当时9位企业家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 当天下午，名为《栾川县民营企业工作座谈会》的会议在洛阳市召开。市里的领导很客气地对与会的9位企业家说：“政府给大家创造了好的环境，现在大家有钱了，也要给政府做做贡献，希望大家积极地支持洛阳新区的建设。”会上各企业家逐一开始表态。 几天后，栾川县里召集这9家企业会议，通报市里面的有关建设洛阳歌剧院的决定，并要求各企业先自报出资数额。最后县里决定按照各企业各自的规模，由政府划定各企业出资的数额。 而关于是自愿无偿的出资还是算作自愿投资，政府和企业之间也产生了分歧。 “当时我们有份《联合建设洛阳君山歌剧院章程》，第一条就是：为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大力支持洛南新区的开发建设，栾川县钼行业9家民营企业自愿联合出资筹建‘洛阳君山歌剧院(又称洛阳君山艺术中心)’。”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在这个《章程》中，规定了各企业的出资数额。按照领导的意思写，只能写自愿，不能写别的。”这位知情人士说，因为大家都不同意自愿这个说法，尽管选出了建设歌剧院的董事会董事长，但《章程》最终没有通过。 《章程》中规定，筹建处注册资金为1.4亿元人民币，各股东单位的出资额为：三强钨钼公司2000万，沪七公司2000万，长青钨钼公司2000万，大东坡钨钼公司2000万，龙沟钼矿2000万，成凌钼业公司1000万，伊河化工公司500万，鑫鑫矿业公司500万，九扬矿业公司2000万。 在随后的几次会议上，市委相关领导提出了几个条件：一是歌剧院集资钱不能税前列支；二是在歌剧院建成以后，允许出钱的这几家企业转让。 资金到位很快，两三个月就基本凑齐。但是最终只有7家企业出资，募集资金1.3亿元，实际到账1.25亿元。几家企业和洛阳市财政局之间签订了《资金托管协议》，协议中约定出资额1.3亿元，分期分批付给。据了解，资金是直接给洛阳市财政局技改资金管理处下属的洛阳经济投资公司，再转到洛阳歌剧院投入建设。 至于说出资是算捐赠还是投资，这些企业家已经无法掌控。“反正钱已经交了，我也不去过问相关的事情了。”一位出资的企业家对本刊记者说。 “关于这个投资的收益有没有相关的协议规定？”记者问。 “如果是你，你会去投资歌剧院吗？”这位企业家反问道。 “那这个钱就算这么白白给了？”记者问。 “不然还能怎么样？”这位企业家继续反问记者。 另一位出资企业家在与本刊记者的交谈中同样表达了自己的无奈。“我们现在成了名不正言不顺的所谓‘业主’。”他说，政府承诺经营和控股的问题等歌剧院建成之后再协商。 事实上，据他透露，类似“摊派”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什么教育捐款啊，支持农村建设啊。其实这些都还好，因为也就几十万、几百万的，给了也就给了。但现在是几千万。” 洛阳歌剧院的出资额已经超出了部分企业所能承受的程度。比如，其中一家企业被要求出资1000万元。但是其2004年销售额3700万元左右，除去工业成本、税收等，再加上期间停产两次，且按照县政府的要求，捐赠150元的教育捐款，最后纯利润也只剩下900万元左右。“如果一下交了1000万的建设歌剧院的钱，生产都难以维持下去了。” 蹊跷的停产 2003年，洛阳市拉开了新区开发的帷幕。三年之前，洛阳新区到处还是庄稼地和村庄，看不出一丝城市气息；如今这里高楼林立、道路纵横、水网环绕，一座现代化的新城已逐步显现。而洛阳歌剧院正是这个新区里的重点工程之一。 洛阳市新区开发建设办公室副处长孟晨向记者透露，洛阳新区的投资共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政府财政投资；一部分是社会投资(包括中国移动、中国网通、栾川钼业等)；一部分则是外来投资。 洛阳市共辖一市(县级)八县六区，然而在洛阳新区的建设中，栾川钼业为什么成为资金来源的重要部分之一？ 根据国家批准的勘探报告，栾川钼矿钼金属储量206万吨，约占全国总储量的三分之一。目前产自栾川的钼产品约占全国总产量的四分之一。钼作为现代工业不可或缺的一种金属，其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在近几年直线飙升。 从1999年不到2万元一吨，飙升到目前的27万元，钼价的直线上升让栾川人有种一步登天的感觉。事实上，栾川的钼业开采最早始于1969年，但栾川人的日子却从未像近几年这样红火过。 企业因钼价暴涨而富足，栾川则因为企业富足而实力大增。这个原来的“国家级贫困县”的主要经济指标在河南排序已经由2000年的第91位，跃升到2004年的第20位。2004年栾川的财政收入为2.5亿元，其中60%来自钼业。 在洛阳市公布的全市工业实现利润前30名企业中，栾川有10家位居其中，有7家企业进入洛阳市实现税收前30名行列。《中国有色金属报》的报道称，钼业老板的财富可以通过他们参与洛阳歌剧院的建设中略见一斑。 然而，栾川的钼业老板却告诉本刊记者，建设歌剧院的钱是不想掏也得掏。因为随着钼价格的不断上涨，洛阳市对栾川的矿业进行整顿的次数也开始频密起来。而此前，绝大多数的钼矿企业也大都属于非法开采。“巨大的经济利益迫使那些想取得合法资格继续进行开采的钼矿企业，必须和政府搞好关系，在必要的时候还是要懂得牺牲部分利益。”一位钼业老板对本刊记者说。 当然，也有不那么“识眼色”的老板。栾川县成凌钼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郭焕城就认为分配他的1000万元资金负担过重，而拒绝了参股洛阳歌剧院的建设。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却让他至今后悔不已。 2005年5月，栾川县三道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5月20日，洛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就此下发《洛安委(2005)15号通报》:对位于三道庄矿区的5家单位吊销了安全生产条件合格证。而蹊跷的是，在三道庄矿区1.5公里外位于马圈矿区的成凌钼业公司也被吊销安全生产条件合格证。 《洛安委(2005)15号通报》责成栾川县政府及洛阳市国资委对凡在三道庄矿区地采的采矿单位勒令停产，实施关闭，并收缴爆炸器材，切断坑口电源，拆除电力设备。时隔20天后，三道庄矿区的5家单位全部恢复生产，但成凌钼业公司至今却迟迟没有恢复生产。 2006年5月，成凌钼业公司以“违法行政行为”为由，将洛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告上了法庭。成凌钼业公司蹊跷的停产，是否与其拒绝参股洛阳歌剧院的建设有关，有待司法部门做出判断。 而如果按照正常的生产状况，已经停产一年多的成凌钼业公司至少损失了近3000万元。 社会冷暖受贿法官将疑犯30年徒刑减为3年并当庭释放2006-08-05 04:07:00 来源: 新京报(北京)
声称“集体受贿不算受贿”，将疑犯30年徒刑减为3年并当庭释放 一个横行乡里的“土霸王”被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0年（合并执行20年）后，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时，减判为3年，并于宣判的当日释放。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调查这个离奇判决，牵出了一桩部分法官收受巨额贿赂的“案中案”。 “土霸王”被确认33宗罪 周腊成是泽州县巴公二村村民，1984年至2001年在该村任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期间，逐步蜕变为横行乡里的“土霸王”。根据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周腊成犯有偷税罪、职务侵占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行贿罪等7项罪名33起犯罪事实。这些犯罪事实在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调查组赴当地调查后都得到确认。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周腊成先后共向108名党政干部行贿。一审判决后，这些干部都受到了处理。 二审判决“土霸王”当庭释放 山西省高院于2004年6月24日作出的二审判决，将周腊成罪行陡减为4宗6起犯罪事实，于判决当日便被释放。 2005年初，巴公二村百姓将此情况反映到山西省十届人大三次会议。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在赴晋城市和巴公二村周密调查后发现，省高院部分法官在审理周腊成一案时，煞费心机地采取伪造证据等种种手段，抹掉或减轻了周腊成的罪行。 二审法官审理该案时，指使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出具虚假的《产权界定意见书》，把“春城煤矿”认定为周腊成个人的煤矿，这样就把一审法院判定周腊成犯职务侵占罪的14年刑期一笔抹掉。事实上，该煤矿在1982年就开始筹建并生产，而周腊成在1984年才任村委会主任和参与煤矿管理。 法官称“集体受贿不叫受贿” 为彻底查清此案背后的腐败，今年4月，山西省人大常委会请山西省检察院反贪局介入调查，并很快查明负责再审的孟来贵涉嫌受贿。一个“案中案”就此牵出。 受贿者还有二审法官郭文明等人。据调查，二审前，郭文明向周腊成提出，要抹掉偷税罚款，周腊成须拿来20万元作为回报。后来，慑于省人大的调查压力，郭文明退回15万元，将其余5万元打成白条，到太原市一家新华书店盖了个章，摇身一变为“购书款”。而面对调查人员的质问，郭文明竟坦言：“庭里好几个人都拿钱了，集体受贿不叫受贿！” 2006年4月10日，周腊成再次入狱。5月下旬，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孙进喜因与孟来贵分别收受巨额贿赂被刑拘。据新华社电 劣迹摘录 “土霸王”殴打镇党委书记 1986年至2001年，上到70多岁老人，下至10余岁孩童，从镇党委书记到普通村民，周腊成想打骂谁就打骂谁。因未被安排参加一位省领导出席的座谈会，周腊成殴打当时的巴公镇党委书记张太生，并拉砖到镇政府大院，扬言要封住党委书记的办公室。 1997年，因巴公派出所巡逻人员查扣了巴公二村一辆违规行驶的大卡车，周腊成便指使人驾驶另两辆车堵住派出所门口长达40分钟。就在晋城市检察院对周腊成进行调查时，因检察官进村后不接受他的宴请，周腊成竟一巴掌将其帽子打飞。（来源：新京报） 悲欢社会
悲欢社会唐山大地震时的媒体报道
作者： 王卫星 | 2006年08月03日
【内容提要】在其后的《云南日报》上，我们还发现几段令今人啼笑皆非的报道：“金家庄公社社员们揣着毛主席的红宝书……说，地震震不掉我们贫下中农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看到红宝书和画像）灾区群众激动得热泪盈眶”。
悲欢社会河北审计厅长：我与程维高的是是非非
作者： 黎津平
我是张成起，是河北省审计厅厅长。 历史像个促狭老人，常会在不经意间给人开个玩笑。程维高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大秘书李真东窗事发后，由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监察部组成的中央专案组进驻河北。为查清李真的经济犯罪事实，专案组决定成立审计组，而奉命担任审计组长的竟然就是我这个河北省审计厅厅长！ 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 河北省省委正式决定调整我的工作，是在1997年12月2日下午。尽管我预知调整我工作的事情已经提上省委书记程维高的议事日程，但我仍没想到他下手这么快。 第二天赶到石家庄已近九点。我直奔省委大楼。组织部部长和一位副部长已在房间内等候多时了。 谈话直奔主题：“省委常委会昨天下午研究决定，你不再担任廊坊市委书记，调省审计厅任厅党组书记。厅长一职的任免，须履行法定程序。你看还有什么意见？” 我保持着最大限度的克制，淡淡地问了一句：“谈完了？” “完了。” “这是与我谈话呢，还是向我发通知呢？” “谈话也就等于通知吧。” “如果仅仅是通知，还有必要非让我起个大早跑三百多公里的路吗？电话里直接告诉我一声不就行了吗？即使我的时间已毫无价值，为公家省点汽油和高速公路通行费不好吗？” “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说嘛！” “这种谈话的口气和方式，我还有说的必要吗？我只想问，调整我职务的理由难道不应该向我交待几句吗？我已在市委书记岗位上工作近六年，对我的工作不应该有个什么评价么？即使组织上给我留点面子，对我存在的问题乃至错误不想直截了当地批评，可不可以指出我今后在哪些方面应注意点什么？审计厅的门口在哪我都不知道，组织上不应该向我介绍点审计厅的情况吗？难道这就是组织对一个已经任职多年的领导干部应有的态度吗？” 接下来是一阵可怕的沉默，两位部长一言不发。我十分佩服他们这种多年修炼的“冷静”，同时，心里对这种不近人情的冷酷厌恶到了极点。六目对视良久，我捺不住拍案而起：“你们平时总是口口声声说组织部是干部的娘家，我今天回娘家来了，一肚子酸甜苦辣要向娘家人倾诉，但看来我是自作多情！” 又是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 沉默中，我终于又慢慢地恢复了理智。我冷冷地说：“算了吧，不为难你们了。我作为一个三十年党龄的党员，在这个问题上知道应该如何去办。最后表个态：服从组织决定。只要还给我留哪怕仅有三尺的舞台，我也会千方百计把戏唱好。不过，我提个小小的要求，请你们转告程维高，我要与他面谈！一个六年的市委书记，在卸任时要求与省委书记见一个面，谈一次话，总不是无理取闹吧？” “我们可以转达。” 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事过之后，一些好心的朋友责怪我不识时务，骂我愚蠢和迂腐，与自己顶头上司的关系都没能搞好。对此，我不想做任何徒劳的辩解。我既不可能愚蠢和迂腐到这种程度，也极清楚与能否搞好关系紧密相联的是不同的后果，但我更珍惜做人应有的最起码的良知。 省委书记要找我谈话 就在调整我工作的1997年这一年之间，河北省委破天荒地对廊坊市委领导班子连续做了三次正式考察。至今，我仍非常感谢真诚而又重情重义的廊坊人，尽管考察组在与他们的个别谈话中反复启发他们要多讲张成起的缺点和问题，而他们却没说一句昧良心的话，三次民主测评，我几乎都以全优票通过。 1997年6月10日，我接到省委组织部长亲自打给我的电话，要我第二天上午九点到石家庄，省委书记要找我谈话。第二天，我准时赶到程维高的办公室。进门一看，等我谈话的人，不仅有省委书记程维高，还有纪检书记和组织部长两位省委常委。 谈话一开始，纪检书记便拖起阴阳怪气的腔调，首先罗列了我的两大问题：一是香河县发生了两名副县长到北京嫖娼的案子，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袒护香河县委书记，不讲原则；二是廊坊出现了六起农民到北京上访的事件，影响了稳定，作为一名市委书记是有重大责任的。 看来他们为把今天的话与我谈“好”，很可能已做了一套周密方案或预演操练。于是，我不等第二人开口，立即做了软中有硬的回击：“作为市委书记，一个市发生的所有问题我都应该承担责任是毫无疑义的。不过，凡事不仅要讲原则，而且要讲原则下的公平。对香河的两名党员副县长嫖娼一案，市委已按照党的纪律，主动对二人做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理。但我认为非要再给县委书记一个什么处分，理由不充分。几乎与此同时，我省×市（系省纪委书记曾任过市委书记的市）的两名县级干部在贵州也发生了嫖娼问题，而且是在省委党校学习、赴贵州考察期间发生的，其影响也极坏，请问省纪委是如何处理的？两个嫖娼人员都以‘酒醉不清醒’为由减轻或免于处分，怎么偏偏香河同类的案子就必须要追究县委书记的责任？况且，香河这次嫖娼的两位副县长中最年轻的一位，曾是省某领导的秘书，是前不久才由省委组织部找到我，下达指令刚刚调到香河任职的。我估计省委组织部是会主动对用人失察承担部分责任的。如果谈及到京上访，你所说的六起上访都发生在农村最基层，况且是在近六年中陆续发生的。当然我不能把廊坊离北京近作为到京上访的客观理由，也不会因是村民上访我就不承担责任，但我已任六年市委书记，全市九个县三百七十万人发生了六起赴京上访，平均一年也不过一次，而且每次都解决得十分圆满，这影响了哪方面的稳定？别的市到省和北京上访的到底比廊坊多与少，我没有必要去说，省领导比我更清楚。”我有意先把尚未来得及发言的组织部长捎带了一下。 此话一出，气氛骤然紧张。此后，组织部长又说了些什么，我记不太清楚了。我只记得最后，程维高以省委书记的“大将风度”和少有的温和口吻作了结论:“这次找你谈话，主要是通报一下省委对廊坊市委班子和你个人的考察结果。老张你不要有什么想法嘛！经过两次考察，组织上认为你的政治理论水平、工作中的敬业精神、统筹和谋划的能力，以及文字语言水平都很好嘛，廊坊群众对你这个书记还是很认可的嘛！通报的目的，是省委要帮助和支持你把市委书记的工作干得更好些。当然，在用人问题上，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今后多加注意就是了。”当时，我虽然听懂了他所说的“用人”和“重大原则”的真实含义，但他作为省委书记，对我的工作做出如此高度的评价，还是令我十分感动，所以只有以“感谢省委书记的关怀”为结束语，而且这种感谢发自内心。 此后不到半年，我便以“工作需要”为名被调到当时许多人尚不知审计为何物的审计厅任厅长去了。 历史像个促狭老人，常会在不经意间给人开个玩笑。程维高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大秘书李真东窗事发后，由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监察部组成的中央专案组于2003年3月进驻河北。为查清李真的经济犯罪事实，专案组决定成立审计组，而奉命担任审计组长的竟然就是我这个河北省审计厅厅长！ 我庆幸，“弱智”救了我 早在1992年初我接手主持廊坊市委工作时，省委就对我有过一个明确的交待：首先要搞好市委班子的团结。在我到任前的几年内，廊坊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之间的矛盾已公开化，常委们几乎已闹到不能坐在一起开会研究问题的程度。 所幸的是，几年下来，辛苦没有白费——经过大家共同努力，班子状况发生根本的改观，经济发展也呈现前所未有的势头。可就在1994年，也就是程维高主持省委工作的第二年的年底，他下决心对廊坊的市委班子进行一场伤筋动骨的大改组，原班子的核心人物仅留下我自己。后来我从省委内部得知，程维高之所以做出如此调整，主要是他已听不到我带的这个班子中的不同声音了！ 一直到我调离廊坊很久，班子中的一位同事才悄悄向我“坦白”：他调到廊坊时，就奉命承担着专门监视我的特殊任务。1996年，省委换届选举，某位省领导在廊坊代表团这里丢了一张选票，本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程维高却于当晚即打电话找我这位同事，询问丢的是不是张成起手上的那一票。幸亏，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是主席团人员，投的是主席台上的专设票箱，而不是廊坊代表团的专用票箱，程维高的怀疑不能成立，这才停止了继续追查。 199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在我家狭小的客厅里，忽来几位不速之客。为首的一个人，我没有忘——时任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儿子程慕阳。 沏茶倒水间，我一直在想，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往——不仅程慕阳，我和任何省领导的家属子女都无交往——这个素无交往的客人，突然夜访我这个廊坊市委书记的宅子，自然是无事不来。 果然，谈话一入主题，就证明了我的猜测——他是来承揽开发区会展中心大楼装修工程的。怎么办？按当时的情况，凭他的特殊身份，我若说上一句话，这个工程由他来做，不会有多少人反对。但当时“南京二建”与程慕阳之间的各种传闻，早在河北沸沸扬扬。同时，我也清楚程慕阳不是搞工程的，他揽的工程必然还要转包出去。一个投资两亿多元的大工程，内外装修几乎要占去总工程投资额的三分之二，我一句话便把这么大的工程交给他，这无论如何都使不得…… 思考再三，我对他非常客气地讲：“你带人到廊坊承揽工程，参加开发区的建设，我表示欢迎和支持。但市委市政府定的规矩是，任何一个人，包括市主要领导在内，不允许自己指定由哪一家建筑单位去承建哪一项工程。所有的工程都要按市场规则运作，走招投标程序……” 最后事情的结果和我的结局都已是不言自明了。我已没有必要再去费心研究两者之间是否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只是庆幸我的弱智拯救了我。如果当年我把这个工程给了程慕阳，如果他把“南京二建”拉到廊坊的建筑市场，最终，我不仅要面对廊坊人骂我拍马屁引狼入室的指责，还要背负是否从中受贿牟利的质疑…… （据《文汇读书周报》） 家乡气息准“农民银行”濮阳试水
2006年7月20日 郑州晚报记者 游晓鹏
尽管在专家眼里，濮阳市农村小额贷款互助合作社还有别于一般的金融机构，而不该被叫做“银行”，但在入社的66户农民以及合作社的设计者许文盛看来，这个农民“自我融资”、“自我管理”、“自己使用”的平台，最核心、最受期待的还是其中的金融业务部分。合作社包含农产品统购统销、小额贷款、互助合作与文化建设四个平台，曾被有关人士评价为“新合作组织设计中最完备的设计”，草创时期，由于遭遇身份困境曾引起媒体的关注，今年7月6日，合作社正式通过民政部门注册，从而获得非营利性民间组织的合法身份，顺利地在濮阳市两个村庄搞起了试点，被成为“濮阳模式”，再次引起公众关注。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濮阳模式”能够给农民带来什么？它与究竟其他实验性的农村合作社有什么区别？7月13日，记者奔赴濮阳实地探访。
团购的诱惑
“早知道团购能省不少钱，我也参加了。”7月14日，60多岁的许老汉蹲在村头的下，嘴里蹦出一个城里人的时髦词语，脸上是无尽后悔的表情。 许老汉是濮阳县鲁河乡许屯村人，他后悔的事情还要从村子要成立互助中心说起。今年5月4日，在同村人许文盛的张罗以及中国社科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北京梁漱溟乡建中心和河南大学三农研究会的支援下，鲁河乡许屯村和前南孟村分别创立“农民互助中心”，中心宣称“民办、民管、民受益”，成立的初衷就是“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以团体的力量应对市场风险”。 “互助中心是啥我没听说过，听他们讲我也不太懂，听说能贷款，但是要交五十元会费。”徐老汉犹豫了一下，最终没有去。村里不少人也和他有同样的想法，许屯村2000口人，500多户，最后只有53户掏了会费加入，前南孟村人更少，只有13户。 但5月份以来，互助中心组织的两次团购，却着实让许老汉们“红了眼”。“我们都要自己开拖拉机去城里买，他们不用去，种子公司和化肥厂的车直接开到村里卸货，价钱也比我们便宜，种子一斤便宜五毛，化肥一袋便宜10块钱。” “53户加起来，两次团购就便宜了6千多块，还不用跑腿，一家省了100多块。”互助中心社员王留锁伸出了一根指头。他说，一百块在城里也许算不上多，但在农村，“钱就是这么一点一点抠出来的”。 许屯村委会主任许培江是互助中心成员，也是许屯互助中心的副社长，堂屋里还摆着七八袋团购的复合肥。他说，由于团购的实惠十分明显，当初没加入的不少村民纷纷要求加入，但许文盛和大家商量后，却没有同意。 “毕竟咱们还是在试验阶段，不忙壮大，先把这几十户社员稳定下来，让大家看看切切实实能够得到多少的实惠。”许培江说。
四个平台
许培江说的试验，是指濮阳市农村小额贷款互助合作社。这个刚刚在7月6日在民政局注册的合作社是一个覆盖整个濮阳市的大组织，许屯和前南孟村的两个互助中心，实际上是依托合作社成立的，合作社每发展一个村庄，就会在村里成立互助中心。而按照设计者的规划，最先让农民们尝到甜头的团购团销，只是合作社和互助中心要打造的四个平台之一，甚至还不是最核心的部分。 “合作社包含互助合作、小额贷款、统购统销和文化建设四个方面，团购团销，其实是里面最容易做的东西。实际上，也是目前合作社四个平台最早实施起来的一个方面。”7月13日，濮阳市供销社四楼，合作社的发起人许文盛在刚刚获得的简陋的办公室里对记者说。 “农村里很多人都在外面打工，但一到农忙时节，回不来庄稼就没人管，要回得花大量的路费。合作社首先要村民们结对子，把家里剩余的劳力集中起来，大家的活一起干。”许文盛说。在成立互助中心之前，许曾针对许屯村做过一次调查，2000人中有800人长年在外务工，但务工收入的相当一部分，都花在了路费上，而他们回家的时间，正是“农民工最短缺工资最高的时候，耽误挣钱”。 许屯村60多岁的王留锁成为最早感受到互助带来改变的农民之一，王家的孩子连同邻居王志杰兄弟俩都出门打工了，只剩两家三个老人，但他们三人结合起来互帮互助，今年农忙时节，孩子们放心地在外干活，没有再回家。 “文化建设，主要是给农民们上培训课，建立图书馆，丰富精神生活。”许屯互助中心的社长杨国臣说。村主任许培江家堆了满满一屋子书籍，这是他们不久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捐的，包括种植、养殖等各类涉农书籍。村里已经准备腾出一间屋子，专门给村民看书用。 而小额贷款平台，则是农民们获得资金的崭新渠道，这也是合作社设计中被公认最有新意的一点。“社员们掏五十块钱入会，就可以从合作社贷款，最高限额是五千，年利率是9‰，半年是8.1‰，三个月是7.2‰，一个月是6.3‰，如果只借5天，则是免费的。”杨国臣说。
准“农民银行”
“农民贷款太难了，你不花钱想贷款几乎不可能，有时候，你有抵押也贷不到钱。长期以来，正规银行的基层信贷并不是要给农民贷款，而是尽量避免给农民，因为怕他们还不起。”许文盛谈起发起合作社的初衷时这样感叹。 许文盛的另一个身份是濮阳市农业银行职工，从郑州的银行学校毕业后，他先后在中国农行濮阳分行、濮阳县农行和营业所工作，在正式投身搞贷款合作社之前，他是在信贷科长的任上。多年在基层农行工作的经历，让他对农民贷款之难有着一般人体会不到的感触。 许文盛说，一方面，农村对资金的需求是巨大的，外出打工、孩子上学、生产养殖，农民对贷款需求个体的量不是很大，但很普遍。另一方面，“银行给农民贷款，常常是高高在上的姿态，好像是一种救济，因此多数人只好问亲戚朋友借钱”，用许屯村主任许培江的话说，村里很少有人能够从银行贷到款，“贷到钱的都是银行有熟人或亲戚”。 因此，尽管合作社对外界而言具备了一个独立的、综合性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形象，但吸引农民们入社的关键因素，恰恰是小额贷款。许文盛毫不讳言，自己设计的这个互助模式，与国内其他地区农村合作社试验地最大的不同，就是以一个覆盖跨县的金融机构组织起分散的农村互助中心，并吸取了自己以前搞过的“流动银行”经验。 所谓流动银行，是许文盛在农行营业所工作期间，组织实施的“全员职岗风险责任制”，要求信贷员不再坐班，而是走村串巷，让农民在家里享受银行的上门服务。而通过对贷款营销、管理和回收的全程跟踪，流动银行还贷率高于95％。“因此，我并不担心在互助合作社推行中农民会不还贷款，农民是最质朴的阶级，他们的诚信水平应该是最高的。”许文盛说。 除了贷款，合作社规划还要以入股的形式吸纳资金，先期启动资金许文盛已经多方筹措了60万，有自己的钱，有亲戚朋友的钱，都是按照国际合作社原则入股的。根据规划，合作社还可以通过社会科学院吸纳外资与其他资金。 对于这样一个合作社的性质，农民们心里有着自己最朴实的看法。7月14日，许屯互助中心的社员们聚在一起开会，不少社员表示，以后有了钱就以入股的形式“存进去”，缺钱的话就从里面贷，以后打交道的就是这个“农民银行”了。据了解，许屯互助中心53户社员中已有7户自愿入股，入股资金为500元或1000元。而被农民公选出来的社长杨国臣对记者强调说：“这是民办、民管、民受益的贷款组织，是给咱农民自己服务的组织。”
营利与非营利的争议
“它跟银行还是有区别的。银行可以吸收存款，它不可以，而且无论一个人注资多少，都算作一股，只有一个发言权。”7月15日，作为合作社的上级主管单位，濮阳市供销社张建新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张建新说，2004年底许文盛就开始酝酿成立合作社，但因贷款收取利息，被有关部门认定属于营利性质，必须有《金融业务许可证》才能注册。而在今年7月6日，经过社科院与当地政府的努力，终于拿到民政部门的注册，获得非营利性民间组织的身份之后，政府对其的政策，仍然是谨慎地支持。 “因为牵涉到融资的问题，为了规避风险，前期启动资金要求许文盛等人自己筹集，农民可以贷款，但并不能入股，要等合作社运作成熟之后才会放开。同时，供销社被认定为合作社的主管单位，对其资金、组织有监督管理的要求。”张建新说。 事实上，合作社草创初期就一直面临着一个“营利”与“非营利” 的争议。“争议的源头就是贷款收取利率，但实际上，这个利率几乎就是维持这个机构能够运转下去，而且社科院杜教授在南召搞的小额信贷模式都是收取同一水平利率的。”许文盛说。许还强调，如果投资没有“分红”，合作社吸纳资金能力肯定会有问题，只靠60万元启动资金，覆盖的面积毕竟有限，也不能让农民真正地参与进来，形成“自我融资、自我管理”的循环。 2004年4月，许文盛因工残休息，开始全力研究农村小额贷款与互助合作，他在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谁为发展中国三农埋单》引起了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教授的关注。2004年8月到12月，许文盛参加了杜教授主持的农村小额信贷研究课题，最终决定共同在濮阳创建小额贷款试点。此后，许一直试图在政府注册小额贷款互助合作社，但因为争议，合作社的挂牌被拖延下来，小额贷款也一直没有开展起来。 许文盛说：“我们要看清哪个是第一位，对农民来说不是利率，而是贷款的门路一直就没有。”对此，濮阳市一位官员对记者说，毕竟是新事物，政府必须要谨慎对待。 而今，合作社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目前，合作社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它最核心部分，给予农民描绘的资金支持蓝图还没有运作起来。7月13日，许文盛骑着借来的摩托在乡里跑了一天，“我们想让乡里提供一个免费场地，作为合作社的分社营业网点，但目前还在协调之中”。
突破与远景
尽管有诸多曲折，濮阳小额贷款互助合作社的出现，还是被各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2005年6月，合作社还在筹备阶段，法国沛丰协会中国办事处认定其为“中国第一个私人投资的小额信贷机构”。而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教授、著名三农专家温铁军等人也一直给草创时期的合作社以各种支持，最终，濮阳“农民互助中心”被列入中国社科院小额信贷国家试验基地。 许文盛喜欢把自己创立的这一套模式叫做“濮阳模式”，他也深信，濮阳模式明显有别于国内其他地方的实验性农村合作社。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河南省内的兰考、南阳等地的农村合作社都是由学院的教授组织和实践的，而许文盛没有任何学院背景，更多的是他在农村银行系统的实干与摸索经验，这也使得他的设计内核，有了别的合作社所没有的格外突出的金融部分。 2005年底，本报曾报道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带领兰考农民在京卖米，也是依托当地的农村合作社。目前，国内各地成立的农村新型合作社并不鲜见，各类试验基地总计已有300多处。“但很多地方的农村合作组织，还只能称之为‘草根组织’，不能够连成片，生产等活动只能在有限的村落开展。濮阳的从形式上则是大组织跨县，小组织到村，并且设置了外联部，专门处于各村中心之间的协调；内容上，加入了强劲的金融因素，贷款平台可以有效解决农户发展启动资金缺乏的问题。按照社科院的计算，获得资金支持以后，贫困家庭能够以每年5％的比例脱贫。”许文盛说。 据媒体报道，2005年5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评价濮阳互助社策划为所见过的农村新合作组织涉及中最完备的设计；国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项目部主任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濮阳模式，是新形势下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民市场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的一种有益尝试。 曾较早给予许文盛以关注的《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冉学东对记者表示，濮阳模式肯定是一种突破，“能够打破农村金融的固有生态，对基层银行的运营是一种启示”。 7月6日，合作社在民政部门注册成功，意味着它成为了一个合法的组织。但这并不代表着一劳永逸。濮阳市政府一位官员对记者说，许文盛与供销社签订的协议只有一年时间，他与社科院签订的协议也是1年。“1年之后，如果运作顺利，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则还继续下去，如果不行，则会中止。毕竟，还是在试验阶段。” 但对此，许文盛表示非常乐观。 房产冷暖支持！！！！！！
大河春天业主2006年08月03日在小区（北环路）附近抗争，协商无果。
大河春天业主2006年08月04日在经三路思达数码大厦拉起条幅抗争，一度堵塞经三路，思达置业公司人员不敢露头！
家乡气息16年凌汤圆之争尘埃落定
历时16年的“凌汤圆”商标之争终于尘埃落定。记者昨日从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全公司”）获得消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7月中旬下发了终审判决书，三全公司打输了官司，使用了多年的“凌汤圆”商标被终审裁定给重庆市全心食品厂（以下简称“全心厂”）。 申请商标遭遇异议 1990年1月17日，郑州三全冷饮部（三全公司的前身）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凌及图”商标，就在国家商标局发布审定公告后，全心厂以“凌汤圆”是重庆传统小吃为由提出异议。 1992年9月2日，国家商标局作出裁定，认定“凌汤圆”是发源于重庆的传统名小吃，与全心厂之间的联系已为广大公众所认可，故裁定：三全公司申请的“凌及图”商标不予核准注册。 1993年4月，全心厂却申请了“凌及图”商标。1994年8月28日，该厂终于获得“凌”字和图案组成的汤圆商标。 商标申请失败，三全人当然不服。1995年，三全公司向国家工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评委”）提出：全心厂采用虚构历史手段，骗取“凌”商标，属不当注册，应撤销。 郑州市工商局和河南省工商局也致函国家商标局，请求撤销全心厂的“凌汤圆”商标，提出：全心厂将商标使用权许可给其他企业，纯属买卖商标的行为，不仅践踏了商标法的严肃性，还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 1996年6月5日，在商评委协调下，三全公司与全心厂协商，达成商标使用协议。双方约定：全心厂不转让、不许可其他单位使用“凌”商标，不以任何形式异地生产，但产品可以异地销售，该商标全心厂和三全公司两家都可以使用。1996年7月1日，商评委向双方发出了撤案通知书。 “凌汤圆”商标落入别家 但事实上，全心厂却将商标转让给多家企业使用。 1997年4月9日，三全公司以全心厂违反协议为由再次申请撤销“凌”商标。商评委认为，“凌汤圆”并非重庆传统名小吃名称，重庆历史上有名的是“林汤圆”而非“凌汤圆”，全心厂虚假陈述欺骗商标局，遂裁定撤销全心厂的“凌及图”商标。 全心厂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05年8月3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院认为，重庆历史上有“林汤圆”，1988年以后，全心厂恢复生产的“凌汤圆”，沿袭传统的风味特点，与“林汤圆”存在一脉相承的联系。一审法院判决撤销商评委裁定。 三全公司不服，向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 北京市高院二审认为，三全公司申请该商标时，全心厂已申请并使用“凌汤圆”商标；该产品还被评为1990年重庆市优质产品，该厂还赞助拍摄了电视剧《凌汤圆》，因此，全心厂与“凌汤圆”关系更为紧密，已为消费者所认可。今年6月20日，北京市高院判决维持原判，并于7月中旬下发了终审判决书。 8月1日，在接受采访时，三全公司负责人非常痛心：“我们为‘凌汤圆’花费了不少资金，‘凌汤圆’已深入人心。只是当年申请晚了一些，才造成了今天的尴尬局面。” 省社科院研究员谷建全分析：应该说，三全公司还是注重保护知识产权的，但他们创业之初，却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以致花费了不少钱和精力，却为他人做了嫁衣，给企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 中国汽车行业出口免验“第一证”花落宇通 大河报 有“中国出口产品生产企业最高荣誉”之称的国家“出口免验”的“桂冠”，在我国正式实施进出口免验制度１０多年后，终于戴在了汽车企业的“头”上。记者昨日获悉，中国客车行业的龙头企业——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国汽车行业赢得了这个“第一”。 记者昨天从郑州宇通了解到，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发了最新一批“出口免验”证书。与以往家电、服装等行业的企业几乎“包揽”证书不同的是，此次郑州宇通顺利通过层层审核，获得了“出口免验”认证。 获得该证书，对企业的直接益处是产品出口时通关速度的提高和检验金额的减免。但企业最为看重的却是“出口免验”的申请和审核过程。 据介绍，国家“出口免验”认证以审查标准严格而闻名，对申请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现场审查，共包括６大项７８条要求。申请免验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必须有良好的质量信誉、出口检验合格率连续３年以上达到百分之百、产品质量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等。因此有人形象地比喻企业产品取得国家“出口免验”证书，就如同为企业打造了一张国际化战略的“金质名片”。 另据了解，自２００２年新标准实施以来，中国获得“出口免验”认证的企业不到４０家。此前，中国汽车行业尚无一家获此殊荣。 □记者 王鲁峰 家乡气息电动车丢失之谜
在郑州市不同角落都会见到同一个情景：一辆电动自行车总会有两三把锁“看守”，为啥？不管你去问哪一位车主，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给出同一个答案：丢车丢怕了！实在丢不起了！ 而据记者了解，本报新闻热线接到的读者反映电动自行车被盗的消息几乎从未断过，记者搜索本报１０个月来的新闻线索，关于电动自行车丢失的线索竟多达８９条。 电动自行车为何成为盗贼反复光顾的对象？多上几把锁为何还不能防住盗贼？……记者经过调查揭开了电动自行车屡屡被盗的深层次原因：电动自行车没有钢印号码和各种证照，公安机关难以监管；电动自行车价格高，盗贼转手后赢利大；某些电动自行车二手车市场管理不到位，以及为窃贼销赃起到“帮凶”作用的“鬼市”的存在。 调查 提起丢车人人气愤 近日，本报接到在郑州市清城美苑居住的周女士的电子邮件，她在邮件中称：今年５月１９日晚，她的已上锁的电动自行车在家属楼下被盗，第二天她又买了一辆，配了３把锁，并安装了防盗器，可就在７月６日中午，她与老公到朋友家吃完饭回家时，发现崭新的电动自行车不翼而飞，不到两个月竟连丢了两辆电动自行车，她着急得要哭。虽然她向警方报了案，但一直没有消息，她怀疑车早被贼盗卖了。 家住郑州市长兴路与新柳路交叉口附近某小区的魏女士也有同样的遭遇，她说：７月１６日晚８点多，她把刚买１８天的电动自行车锁上后停在楼下，９点多下楼就不见了，这辆车２５００元，等于她两个月的工资。 前天，记者在省直某单位采访，提起电动车丢失的事，人人咬牙切齿，因为该单位５年前统一购买的一批电动自行车到目前所剩还不到一半。 该单位职工杜女士的电动自行车刚买没新鲜几天就被偷了，她说，有一天她路过花园路时，看到路边有个卖桃的，就把电动自行车停到路边去买桃子，１０分钟后当她买完桃去骑车时，车子早已经不知去向了。该单位孙先生的电动车丢失也很“神速”：那天他到黄河路某银行办事，一个小时后从银行出来时，上锁的电动车就不见了。 家住花园路某家属院的李女士也是该单位职工，她告诉记者，单位统一组织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很漂亮，新车本身带有一把锁，她觉得还不够安全，就又买了一把３０多元的长杆锁。有了锁李女士还是放心不下，每天她都会给老公上一遍“功课”，叮嘱他回家后及时把车停在带门锁的自行车车棚中，可一个月前的一天，她老公骑车出去买菜回来时忘了把车推进车棚，第二天下楼时，电动自行车早已不见了踪影。 该单位办公室一位负责人说，当年为方便职工上下班，单位帮助职工统一购买了大约１６０辆电动自行车，据不完全统计，不到３年时间，职工购买的电动自行车有近百辆被盗走。 分析 频频被盗原因多多 电动自行车为何频频被盗？窃贼为何如此“神速”？采访中，不少失主都提出同样的疑问。 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公安分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警说，两年来，他所在的派出所侦破了多起偷盗电动自行车的案件，特别是今年６月２１日凌晨，民警在巡逻时，抓获了一名盗窃电动自行车的男子，顺藤摸瓜，一个由８人组成的电动自行车盗窃团伙被摧毁，他们供认了盗窃２２辆电动自行车的犯罪事实。 有关民警分析，根据他们几年来的办案经验，盗贼之所以频频选择偷盗电动自行车，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电动自行车价格高，偷盗之后转卖，少则四五百元，多则八九百元，虽然风险很大，但获利不少，于是盗贼不惜铤而走险；二是购买电动自行车，卖主只会给买主提供一张发票和一个保修卡，不像一般自行车，车身上砸的都有钢印号码，购买时还办理的有车本和号码。只因电动自行车没有“名分”，窃贼盗窃就有了“空间”，他们偷走电动自行车后，不怕因有明显记录和标记而被识别出来，这也给监管带来了难度，给公安机关破案增加了很多困难；三是窃贼盗窃电动自行车得手后，除了通过自己的渠道向外地销售一部分外，很多电动自行车低价转卖到二手车市场和“鬼市”。“有些人为了图便宜，就去买黑车，其实这是在助长小偷的气焰，替他们销赃。”一民警说。 暗访 以车作“诱”“上钩”者众 在采访中，一些市民在痛恨这些盗贼之余，也希望公安、工商等部门对二手电动自行车市场严格监管，对违规者严厉查处。同时，他们还希望公安机关硬起手腕坚决取缔电动自行车“鬼市”，从根本上解决电动自行车屡屡被盗的问题。而据知情人透露，目前郑州市电动自行车二手市场，以及电动车“鬼市”仍然较为活跃，几天来，记者对此进行了暗访。 二手车市经营有“猫腻” ７月２３日上午１０时，记者骑一辆八成新的电动自行车来到北环路旧货交易市场，准备以卖主身份销售电动自行车。进入交易区，记者看到东西两排有二三十家商户，每个商户门口都摆满了各种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看到记者骑车进来，站在路西侧的一男子问：“你的车要卖吗？” “啥价钱？”记者问。该男子忙说：“有没有发票？”“买八九个月了，发票早丢失了，当时买时２５００元，你看着给个价？”闻听此言，该男子开出了３００元的价钱，记者借价格太低离开。 随后，记者骑着电动自行车来到另一个摊位前，女老板张口价只给９００元。而当得知记者的电动车手续不齐全时，该女老板说，车子的手续不齐全，多少钱都不敢要，一旦被公安查住，那是犯法。在路东侧的一个摊位前，一男老板得知电动自行车的发票丢失后，马上说：“发票丢失了，只要有保修卡或者车主的身份证也可以。” 之后的半个多小时，记者又走访了７家摊位“推销”电动车，有３家以没有发票当即拒绝购买，其余４家的老板听说没有发票，都比较谨慎，但称如果便宜可以考虑。而记者发现最早开价３００元的男子一直跟随在后面。记者离开时，他又追上说：“４００元咋样？”记者说：“你不怕这是偷的车子，别人不敢要，你咋这么大胆？”该男子称“不要管这么多，我买之后有办法处理”。１０分钟后，记者骑车离开该市场。 电动车“鬼市”异常活跃 ７月２３日下午，记者来到郑州市凤凰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市场，据了解，这里只有星期天才交易且交易活跃。 下午３时４０分，记者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在市场里转悠。记者试探着问一个买车人：“收不收旧车？”那人随口就说：“有发票吗？” 记者说：“发票找不到了。”那人把记者上下打量了一番说：“没手续不行，这里没人敢要。”记者说：“便宜点儿也行。”那人摆了摆手拒绝了。 记者推着车就往外走，还没走几步，就有一个４０岁左右的中年人凑过来，“这车想不想卖？”他说，没发票最多只能给３００元。记者仍以价格太低为由离开。随后，记者把车停放在一边又来到另一个摊位前，装作买车，“有没有二手电动车？”一卖车的男子犹豫了一下说：“有，要几成新的？”随即，他推来了一辆八成新的电动自行车。记者问有没有发票，他说如果要发票最低１２００元，记者说不要发票并说只给２００元被该男子拒绝。转身走出不到五步，那人又追上记者问：“５００元，要不要？” 在该“鬼市”停留的半个小时内，竟有５名男子向记者推销电动自行车。 而据知情人说，在郑州市的京广北路的金水河边、黑朱庄村的金水河边，也时常有电动自行车“鬼市”存在。 呼吁规范市场取缔“鬼市” 车主对电动自行车的防范可谓谨小慎微，而如何才能让市民对自己的电动自行车不再那么担忧，天天害怕被盗？居住在文化路的王女士的看法很具有普遍性，她认为，如果二手车市场或“鬼市”随意买卖的情况得不到治理，电动自行车偷盗情况肯定会继续存在，很可能还会越来越厉害。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南俊英研究员认为，目前电动自行车的丢失，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利益，甚至已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希望公安、工商等相关部门联合出台完善的规章、措施，加大对这些市场的监管，依法对经营者进行动态管理，一旦发现违规、违法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同时要加大对二手电动车买卖的管理，增加买卖交易的透明度，杜绝没有发票、保修卡的电动自行车进入交易市场，在合法交易时，也需要对买卖双方身份证进行登记；坚决取缔“鬼市”，严惩偷盗、倒卖赃车的人。南俊英还说，省会不少小区已在尝试对电动自行车实行发牌、登记上户等管理措施，只有各方面都增强防范意识，加上有关部门的强力监管，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电动车被盗问题。 南俊英还倡议，希望市民都自觉起来，坚决不买黑车，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就让偷、销赃车的人没有了市场。 □策划执行本报记者文图 郑州公交东成西就 “９月份，郑汴两地的公交卡将实现一卡通。１０月底，只要郑汴快速通道一通车，两市公交就互通。”昨天，郑州公交总公司总经理巴振东在媒体座谈会上透露，目前郑州公交总公司已经做好了开通准备，只等道路通行。他同时透露，郑上公交的开通准备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中，预计８月底开通。 郑汴公交：９月一卡通，１０月可开通 今年３月份全国两会期间，本报率先刊发了连续报道《郑汴书记市长北京纵论一体化》、《郑汴公交能否直达互通？》、《郑汴公交互通能否“顺产”？》等一系列文章，率先在媒体上呼吁“郑汴公交直达互通”。在本报的呼吁下，郑汴开通公交的议题正式被列上郑州和开封两地政府的议程，两市公交部门也紧锣密鼓，克服重重困难，共同确定今年１０月底正式开通郑汴城际公交。 ■郑汴公交１０月底开通，郑州始发站在紫荆山 昨天，郑州公交总公司总经理巴振东向记者介绍说，郑州公交总公司和开封公交总公司已做好两地公交的开通准备工作，郑汴公交“只要路通公交车就会通”。 据巴振东介绍，郑汴公交郑州始发站设在紫荆山公交枢纽站，与市内９路、１０１路、１０３路、１０４路、Ｙ８６６路等２０余条线路衔接，开封始发站设在开封市龙亭北路天波杨府公交停车场，与开封市内现有的１１路、１３路、１６路、１７路等公交线路衔接，线路全长５８公里左右。待客流逐步形成后，郑州始发站再收缩至郑东新区公交枢纽，开封始发站调整至宋城路的西区公交场站。 “始发站暂时设在紫荆山，主要是考虑到市民的实际需要，因为现在市民到郑东新区乘车不是很方便。”巴振东说，为了尽快实现郑汴一体化，也为了郑汴公交开通后居民乘车更方便，９月份，郑汴公交卡将率先实行一卡通，届时郑州乘客拿着郑州公交卡可以在开封市的任何一条公交线路上使用，而开封的公交卡也可在郑州市内任何一条公交线路上使用。 ■每５分钟发一趟车，全程票价预计６～８元 “郑汴公交共配备６０台运营车辆，实行双向对开，每日运营时间为６：００～２１：００，全天运营３６０车次，平均间隔时间为５分钟。”郑州公交总公司总经济师王书玉介绍，线路运营方式还没有最终确定，根据群众乘车需求，可实行标准线路（每站均停靠）、大站快线（大站停靠）、直达快线等多种运营方式。 “至于票价，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因为这要经过物价部门最终批准，但不会超过８元，全程预计６～８元，前期运营时会实行一票通，慢慢会实行分段售票。”王书玉说，郑汴公交全程共计划设置４５个站点，站距５００～８００米，线路管理分属郑州和开封两地，车辆届时停靠在郑东新区公交港湾和开封天波杨府公交车场。 据了解，郑汴公交车辆均采用大容量、低能耗、环保型的“宇通”城市空调大巴，车内配置移动电视、ＧＰＳ卫星定位调度指挥系统和车载电话，设置灯箱式站牌。 ■郑汴公交开通后，电信、银行等将对接 郑汴公交开通以后，标志着“郑汴一体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郑汴一体化”发展的重点是６个对接：即功能对接、城区对接、空间对接、产业对接、金融电信同城化服务对接和两个城市间生态共建对接。 在郑汴一体化的调研中，有关部门就提出了郑汴一体化，电信、银行也要一体化。就是说，郑州和开封之间打电话不再是长途了，银行结算也是同城结算。在公交实现“一体化”后，电信、银行的对接也将指日可待，届时，郑州和开封的经济关系将更加密切。 针对郑州公交总公司对郑汴公交开通的准备，也有意介入公交运营的郑州交运集团是什么态度呢？该集团有关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现在暂时不好表态，等看到公交总公司的具体措施再说。 □记者李晓敏 郑上公交预计８月底开通 关于郑上公交的开通情况，近段时间在郑州市城建、交通、媒体、市民当中传得沸沸扬扬。郑州市长途客运西站欲改变经营模式，实行公交化运作，然而屡次“流产”。“客运和公交是两种不同的运营模式，客运是点对点，公交是站连站，双方不可能串线经营。”郑州公交总公司副总经理王金雨对郑州市长途客运西站自称公交化运作的做法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公交公司考虑延长１１路公交线 “早在上世纪７０年代，１１路公交车就开到了荥阳、上街。上世纪８０年代，因为一些私营车主的阻挠，１１路才被迫撤回郑州市区。”郑州公交总公司总经理巴振东说，“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上街的很多老百姓对１１路还是很有感情的，鉴于郑上路目前的客运现状，我们考虑把现有的１１路公交线改造后向西延伸，延长１１路公交线其实也是在恢复上世纪７０年代的运营状态。” 据了解，目前，郑州至上街段由郑州、荥阳、上街三家公交公司分段经营：郑州公交的１１路从国棉六厂至赵家庄收费站东边停止；荥阳公交的７路从赵家庄收费站至荥密路口；上街腾达公交的４０１路从世纪广场（李克寨）至郑州铝厂西。 “我们与荥阳公交公司、上街腾达公交公司进行合作，通过整体并购或控股形式，将目前三家公司分营的线路调整合并改造为１１路公交线。”巴振东说。 ■郑上公交预计８月底开通，全程票价２元 在郑州公交总公司关于开通“郑州—荥阳—上街”公交线路日程表上，记者看到，改造后的１１路公交车将从国棉六厂发车，终点站为郑州铝厂，全长３２公里，运营时间为每天６：００～２１：００，发车间隔高峰为３～５分钟，低峰５～７分钟，全程２元一票制，预计８月底开通。“事实上，公交和长途客运是两个不同的运营模式，大家都有自己的客流群。”郑州公交总公司总经济师王书玉说，“长途客运可能会抱怨自己交了交通规费而公交公司不交，事实上这种想法有一点偏颇，公交车可以对老年人乘车优惠、对学生优惠等，而长途客运没有。”王书玉说，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定位，不能随意跨越。 ■老百姓看重的是服务和优惠 “管他哪家开呢，谁的便宜、方便，我就坐谁的。”５３岁的郑州市民赖先生说，自己的女儿在上街上班，平时每周回来一次，希望郑上公交赶快开通，这样女儿就可以经常回家了。听说郑上公交要开通，他自己去车站看了三次，结果都是失望而归。 “政府之所以迟迟没有决断，主要考虑的是平衡多方利益。”郑州大学一位教授说，“运营各方的利益固然需要均衡，老百姓的利益和生活需求才是第一位的。” □记者李晓敏 http://www.hnby.com.cn
大河报 A03 综合新闻 2006年08月05日
家乡气息点燃了“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的巩县原县委书记——许英
序
言 三十年前，《人民日报》以毛泽东主席“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的赞语为标题，介绍了河南省巩县回郭镇公社（现巩义市回郭镇）围绕农业生产，大力兴办社队工业的经验。这是共和国的领袖们对社队工业（现在称之为乡镇企业）这一新生事物的充分肯定，这是党中央号召全国发展社队工业的动员令，是社队工业发展历史上的关键转折点；也是此后巩义市发展成为百强县的奠基石。 创造了这个经验，并被共和国的领袖们首肯为“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的，就是当时巩县的县委书记——许英。 三十多年前，许英和他所带领的巩县县委一班人，在文化大革命激烈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凭着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无比热爱的阶级感情，凭着共产党的县委就要带领巩县人民过上好日子的信念，面对巩县多山少水的现实，踏实工作，艰苦奋斗，敢于创新，在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上另辟蹊径，立足于利用好巩县丰富的矿产等自然资源，大力发展社队工业，开创了工业围着农业办，农业促着工业干，社队工业遍地开花，县办工业迅速崛起，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工农业共同发展的大好局面，走出了农村劳动力增值和转移的新路子，赢得了共和国领袖们的充分肯定，成为点燃了神州大地“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第一人。 “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概括了回郭镇公社的做法，也是当时巩县全面工作的缩影。 “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是对回郭镇公社工作的肯定，更是对巩县县委工作的肯定。 “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是对他带领县委一班人积极探索县域经济发展新途径的最高赞誉。 一、三进巩县，他胸怀着开创新局面的雄心壮志 一九七三年初，他第三次到巩县任职。在这之前，他是开封地区的粮食局长。 这次再到巩县主持工作，他有十足的信心。虽然面前有重重困难，但他早就作好了一切准备。因为他说的最多的，是共产党的干部要干工作。实际上，他一直想把自己大办社队工业，以工促农，壮大集体经济，改变农村面貌和农业生产条件的设想变成群众的实践。 他对巩县有深厚的感情。从解放战争中南下到巩县，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他先后两次在巩县工作了近二十年。巩县的山，巩县的水，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长期在县领导岗位工作的经历，使他对发展巩县经济，造福巩县人民有着全面的构思，也想真真切切地带领巩县人民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他有为巩县人民幸福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也有率领巩县人民战天斗地的雄才大略。现在，地委让他再到巩县主持工作，给他了一个施展本领的舞台，他的内心是期盼着这一天到来的。 他非常清楚巩县的情况。 一千○四十一平方公里的巩县，人多地少，南高北低，丘壑纵横，缺水少肥，十年九旱，农业生产条件比较好的平原只有几十平方公里，不到全县面积的十分之一。直到解放时巩县都是缺粮县，好年景时老百姓是糠菜半年粮，一有水旱灾害老百姓只有外出逃荒求生。 抓农业，搞粮食，让翻身解放的人民群众不再挨饥受饿，是那个时候党的各级干部抓工作的首要方面，也是他日常工作的主要任务。但是，在巩县这样的丘陵地区，全党动手，全民动员，一门心思抓农业，辛辛苦苦搞粮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始终没有真正摆脱农业落后，人民贫穷的被动局面。为什么会这样？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五十年代后期他在省干部学校学习时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他说，抓工作就是打仗，这边攻不上去，我就从那边攻，不能不动脑筋。后来，社队工业给了他启发，让他有了两条腿走路的想法。 记得是一个晴朗的天。 一辆半旧的华沙轿车开到了家门口，他带着自己的小文件包，还有两件换洗的单衣，赶去上任了。他风趣地说，回巩县嘛，回家了！ 二、乘势而上，他抓住了社队工业生存发展的良机 到了巩县，他就带着县委的同志下乡了解情况，一下去就是三个多月。虽然他回巩县任职之前，地委的领导向他通报了巩县的情况，巩县的同志也向他汇报了工作，但他的习惯是自己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不吃别人嚼过的馍”。他说，要给巩县人民造福，县委自己要三清楚。一是清楚自己的家底。知道手里有多少财力，县里有多少资源，干部有多大的热情，群众有多高的劲头。二是清楚发展的路数。把巩县的经济搞上去，出路是用好巩县的资源，关键是搞好资源的加工转化，基础是统一全县干部的思想观念，根本是调动起来群众的积极性。三是清楚工作的步骤。发展巩县，要分几个阶段，不能等也不能急。 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就说过，象巩县这样以山区和丘陵为主的地方，仅靠发展农业来壮大集体经济、让老百姓生活好起来太困难了。搞好巩县的建设，必须抓住农业基础不放，用好巩县丰富的矿产资源。 巩县的地下矿藏丰富，有煤炭、铝矾土、铁矿石和高岭土等等，而且解放前就有比较发达的手工业，还有国民党时期兵工厂的底子，发展工业有着得天独厚的好条件。 他对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抓紧时间发展巩县的社队工业有一种紧迫感。他知道，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缘故，产品供应紧张，这给没有国家计划的社队工业留下了发展的机会。但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已经传达很长时间了，国家对工业、运输系统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已经开始了整顿，等大中型国营企业恢复了正常生产，社队工业的发展就难多了。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在动员公社书记们加快搞工业的步伐时，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人家大乱，我们大干！ 当时在城关公社当书记的梁风林，对他的这些想法记忆犹新：“那时，他来城关（公社）了解情况，看我在这里既抓农业，又抓工业，就很高兴。他问我，‘你怎么抓起工业来了？’我直率地说，我不抓农业，这一大摊子几万口人没饭吃。不抓工业，老百姓没钱花。” 梁书记的回答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一席深谈，梁书记成了他志同道合的助手和参谋。这是后话。 在公社书记们面前，他坦率地说：我想提这么个目标，咱们这些人，要能让社员群众吃饱，再让群众吃好，最后让群众兜里有点钱。实现这个目标，也难也不难！依咱们巩县现在的生产条件，让群众吃饱没问题，让群众吃好不容易，再让群众的口袋里有点钱不可能。增加集体积累，壮大集体经济，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群众生活，靠什么？光靠那几亩薄地，不行！要壮大集体经济，要改善生产条件，要改变巩县的面貌，要让群众过得好一点，咱们必须一手抓农业学大寨，一手抓工业学大庆，乘势而上，把巩县的经济促上去。 这时，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蓬勃开展，也给发展社队工业提供了一个好条件。省委、地委和县委多次组织干部到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观摩学习，这些先进单位基本上都是农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模式，特别是学习了河北遵化县、河南辉县和新乡七里营经验之后，看到他们围绕农业办工业，大力发展社队小工厂的做法，受到的是肯定和支持。县委也多次召开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让参加考察的干部介绍外地的先进经验，启发大家改天换地的思路，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 还有一个因素是群众的拥护和基层干部的理解。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工副业生产，对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社员群众已经从亲身体验中深深认识了这一点，更加希望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把社队工副业生产搞上去。这个雄厚的群众基础是最可以信赖的。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借着当年夏季遭遇特大暴雨，大多数公社遭受洪灾，全县农田毁坏比较严重的客观实际，这一年冬天，县委动员十多万社员参加，在全县掀起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 在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中，对农机农具的需求骤然增加。为了满足农田基本建设的需要，也是为了节约支出，原来就有的农具修造厂、农机修配厂等社队工业挂上了牌子，增加了产量，没有工业的大队也开办了小工厂，打造眼前急需的小农具。 社队工业登上了台面。 三、推倒“山头”，他抹平阶级斗争风潮的妙招 抓领导班子建设，是他到巩县主持工作后首先考虑的问题。他深知，要把巩县的事情办好，必须先有一个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好班子。要把这个班子建起来，关键是自己这个班长要有公心，要有气度，要有共产党人的胸襟。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巩县工作的那些年里，他始终如一公平待人，从来不对下属和基层的干部评头品足，从未追究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过自己甚至动手把自己打得头破血流的人。对班子成员和下属单位的领导，有意见说在当面，有问题解决在当场，县委会上讨论形成的决议，他带头执行，从不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们，直到现在都说，和老许一起工作，心里有种安全感，因为他从来不在整人上动心思，不翻历史的旧账，不信背后的小报告。他就是这样，用自己高大的共产党员人格的力量，团结起了县委一班人，带动起了巩县广大的干部和群众，谱写了巩县建设史上的新篇章。 他的工作习惯是雷厉风行，以身作则，从来不拖泥带水。他设想构思出来的工作计划，立马就要落实的。这次也是这样。到县委主持工作没多久，他就把县委班子调整到了位，负责各方面具体工作的常委们各就各位。核心形成了，办事就顺畅了。在批林整风中瘫痪了的县委班子，很快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 他还和县委的其他领导一起，在大会小会上狠批派性，特别强调毛主席关于要团结的最高指示，大造团结的声势。他说，我们县要团结，有本事，要用在干革命上。在大造舆论的同时，他力排众议，将很有争议但确实能干工作的年轻干部安排到县委的关键岗位上，用事实平息了方方面面的情绪。 舆论造成了，解决山头问题的时机也成熟了。过了些时候，所有应当安排的干部都陆陆续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当时，有人戏说巩县县委成了“联合国”，他听到后淡然一笑，轻松地应对道：毛主席不是号召五湖四海嘛，我们这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党有党纪，党有原则。他用“五湖四海”的方法，调整了巩县领导班子之后，巩县政局上出现了少有的风平浪静。 没有了公开对立和决裂的条件，阶级斗争的风浪就平息了许多。阶级斗争的风浪平息了一些，生产建设的热情就高涨了许多。在后来的时间里，县委领导分工抓建设的做法，受到了地委和省委的充分肯定。 推平山头，县委不用再为阶级斗争的干扰闹心了，聚精会神搞建设的局面形成了，巩县的建设走上了快速发展的坦途。 四、督促发展，他为社队工业的兴盛殚精竭虑 一九七四年，是他集中精力抓社队工业发展的一年，是巩县的社队工业大面积起步的一年。 为了督促公社和大队重视工业，上马工业，他有段时间几乎是天天都在基层转，跟干部谈话，给群众开会，到处宣传那些搞得比较好的公社和大队的经验，给新开张的社队工厂剪彩，给开发了新产品的厂家颁奖。 有的公社提出来扩大工业时项目不好选，有的说公社和大队没有力量搞工业，他说，有几个公社办的耐火厂生意好得很，也用不了太多的投资，你们可以学他们嘛！ 开了个好头之后，他考虑的更多了。因为农机农具制造都不是大的项目，充其量是把农业生产上的耗费降下来一些，长不粗也发不大。所以，他在一开始就把目标确定在了加工转化巩县丰富的矿产资源上，现在他要做的工作是引导着大家向这个方向发展。 县委领导的鼓励和支持，很快见到了效果。没用多长时间，各个公社就消灭了大队工业的空白点，还形成了以回郭镇为中心的轻工业产品，以孝义镇为中心的机械加工，以大峪沟、新中、米河等公社为中心的矿业产品。这个格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到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全县新增社队工厂一百二十二个。就连自然资源最少的康店公社都上马了机械加工和耐火材料厂。 他在公社和大队调查研究时，一再给大家说的是我们巩县有两个丰富的资源，用好了，巩县的经济就上去了。这两个资源，一个是巩县遍布全县的煤炭、铝矿石等等矿产资源，再一个是那些常年在外联系业务的采购员们掌握的情报资源。在县委会上，他多次说到：我们县遍地都是宝！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把这些地下的宝变成我们手里的财富，变成县里的收入，变成公社和大队的积累，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票子。 巩县大量在外的采购员队伍更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虽然国家计划经济时代物资自由采购量不大，主要靠计划调拨，不需要多少采购人员在社会上联系业务。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巩县历届领导对社队工业的支持，巩县刚解放时的手工业和社会主义改造后建立起来的小规模的社队工业一直在发展，这些厂家的产品大多在国家计划之外，原料也不在国家计划供应之列。就是县办的大部分工厂，也同样不在国家计划的范围内，所以，为了生存也为了发展，从县直局委、县办厂矿、公社大队直到生产队都派出一些人员采购原料推销产品，向他们提供所需要的证明手续，方便他们在外边的行动。因为是集体的安排，是政府的委派，采购员这个行当在巩县生存的很滋润，采购员的队伍也比较稳定。这些采购员天南海北的跑业务，对社会上的供求信息比较了解，对市场上产品供需状况比较清楚。他说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就是要让这些人把掌握的情况拿出来，作为社队确定产品发展生产的依据。 他一手抓发动群众，一手抓开拓市场，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队工业上什么项目的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 针对国家当前发展的重点，结合巩县铝矾土资源雄厚，并且原有的几个耐火材料厂销售旺盛效益显著的实际，县委号召公社大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发展耐火材料和建材加工；各公社和大队也可以上确有把握的其他项目。 很快，公社耐火厂在巩县遍地开花，普通耐火砖和优质耐火砖供应到了几乎全国所有的钢铁厂，泥土变成了财富。与此同时，小水泥厂、小化工厂、小机械厂等等，也在不少公社和大队生根开花。那时，每年仅通过铁路外运的耐火材料就超过了一百万吨。火车站整车和零担货场，石河道专用线和二○一、二○三国家储备库货场上，到处堆放的都是等待外运的耐火砖，铺天盖地的耐火材料，简直就是巩县的一景了。 巩县社队工业跨出了扎实的第一步。 当年，社队工业总产值突破了五千万元，比上年增加百分之十七点多，呈现出明显地加速迹象。 五、加强领导，他营造了社队工业全县一盘棋的局面 巩县的社队工业有了像样的规模以后，他考虑的问题从原来的鼓励上项目转移到了全县协调一致上面，他在想办法加强对社队工业的统一领导，形成全县一盘棋的局面。 社队初建工业的时候，用老的带新的，熟悉的带不熟悉的，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这些厂矿的产品雷同，销路一样，刚生产时产量不大，矛盾不明显。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市场上互相竞争互相杀价甚至互相拆台的问题就暴露了出来，原来的好伙伴闹起了纠葛。公社之间有这种现象，同一个公社的几个兄弟大队也有类似的现象出现。社队工业各自为政，出现了窝里斗。 再一个方面，是公社大队的厂矿上马以后，经济分配不平衡的问题也冒了出来。有的公社积累比例低些，有的公社积累比例高些；有的大队不留后手分光吃净，有的大队实行三三制。政策的不协调在群众中造成了一定的波动。 同时，社队工业还存在着发展不均衡的情况。因为办工业需要人才和市场。全县十五个公社二百二十九个大队不可能都有同样的条件。社队工业上马后，自然条件和人才资源比较差的公社大队，马上遇到了没有领导经验，没有管理能力，没有销售市场的困难。县里也面临着及时了解基层情况，有针对性地指导基层发展，帮助基层解决具体难题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共同的问题，他要求各公社加强多种经营办公室，或者就叫工业办公室的力量。同时提议县委向各公社增派主管工业的副书记或者副主任，加强公社管理工业的力量，加强县委对公社工业活动的领导。这个意见经过县委讨论后，形成了决议。随后，各公社进一步加强了工业办公室，主管工业的副书记和副主任也走马上任，全县上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领导体系。 在构造管理体系的同时，他还抓了市场营销队伍建设。这个队伍就是各单位的采购员。 他过去长期在供销社工作，深知发展巩县经济，搞活做大社队工业，必须抓紧抓好流通环节。 在选拔任用采购员时，他要求各单位坚持政治可靠、头脑灵活、思想开放的标准，政治可靠是第一位的。同时，他还创设了超系统的采购员管理、消息沟通和奖励办法。一年一度的采购员大会是他必定参加的会议。出外一把抓，回来再分家，是他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对全县物资采购工作的具体要求。 由物资局负责组织的采购员年度表彰大会，是巩县的一个特色。他无论工作多忙，都要抽时间亲自参加这个大会，给那些在采购工作中有好成绩的采购员精神和物质相结合的奖励，宴请所有参加会议的代表，让他们感受到县委对物资采购工作的重视，实实在在地给这些常年在外的同志们鼓劲加油。 在这个由他直接过问的超系统的机制鼓励下，文化大革命的几年里，在社会物资供应比较紧张的条件下，巩县这支能干的采购员队伍从对全县发展有利的角度，见到什么买什么，只要是对县里有用的，不管自己是哪个单位的，也不管自己是搞什么业务的，先“一把抓回来”再说。记得一九七四年秋，开封地委在回郭镇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时，他在会上介绍经验说：“巩县的采购员是出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我给他们交待，除了飞机大炮不要外，其它物资有啥就买啥。巩县是打破行业界限，这一行，那一行，都是干的社会主义这一行；这一业，那一业，都是共产主义大业。县委常委分工也是宣传部长抓工业，组织部长抓铁路。”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的物资局、冶金局、体委甚至文教局，都成了物资供应单位：煤建公司经营钢材、香烟；土产公司经营缝纫机、电动机；冶金局经营骡马、汽车；物资局经营火车头、汽车、大枣、香油等。据物资局的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七四年至七七年，该局经营额五千三百多万元，国家分配物资仅占百分之二十二。这支勤勤恳恳遍布四方的采购员队伍，几年间为巩县采购回来了包括报废火车头、报废飞机、报废轮船等大批的生产原料、机械设备和生活用品，推销了三亿多元的县办工业和社队工业的产品，保证了全县生产的正常进行，丰富了全县人民的生活。特别是他们费尽周折从一些国营工厂廉价购买回来的许多新式机床和标准设备，改变了当时不少社队工厂技术装备水平低下的情况，为这些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巩县乡镇企业能够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地壮大起来，巩县产品能够畅销全国，这支特别能战斗的采购员队伍功不可没。这是后话了。 在全县一盘棋思想的指导下，巩县社队工业出现了腾飞的好景象。一九七五年的总产值比上年猛增百分之六十六点九五。 六、鼓励创新，他把解放思想巧妙地融合在生产活动中去 在积极发展社队工业的过程中，他十分注重鼓励创新，鼓励大家解放思想。 他对解放思想的重要性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因为，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里，集中精力抓生产是很多人都想不通的事情。要把巩县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必须先把大家的思想认识统一到自己的思路上来。 他做了两件事。 一件是树立起说实话干实事的新风尚。 就是在革命的大帽子下，把搞好搞不好生产作为衡量干部工作能力的标准，作为评价公社大队先进后进的依据，巧妙地化政治上的阻力为发展巩县经济的动力。他特别强调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把革命和生产真的结合到一块了。刚促起来公社大队干部兴办社队工业的热情时，他到公社大队检查工作，看到生产在发展，就表扬他们路线端正，革命抓得好。看到哪个大队生产不积极，批评得是他们革命积极性不高，没有把毛主席革命路线贯彻到具体工作中，是光喊口号。后来，他又把抓革命促生产的概念扩大到落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来。他在全县电话会议上说，共产党为人民服务不是虚的，粮食产量上不去，能说你这个大队听毛主席的话了？群众饭都吃不饱，能说你这个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不革命，不看你喊口号的劲头有多大，关键是看你生产促得怎么样？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不带领群众搞好农业学大寨，不把公社大队的集体积累搞上去，落在了别人的后面，你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再后来，他又把提拔任用干部同生产成绩挂上了钩。他在县委会和三级干部会上说，一个干部多有本事，能力多大，看什么？就看你管的那个地方的经济上来上不来。如果一个干部在那个公社几年了，公社还是老样子，能说你水平高？如果一个公社面貌年年变，生产日日高，能说这个公社的干部没有能力？ 再一件是支持和引导创新。 这里所说的创新包括了政策上的突破和产品上的出新。 社队工业发展以后，在原料采购产品销售上立马遇到了许多非常实际的大大小小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政策规定的东西，就是不合法的东西，就是禁区，不像改革开放以后，可以“见了红灯绕着走”。但是这些实际问题不解决，社队工业就难以正常运行。 为了社队工业的发展，也为了自己的利益，许多社队工厂悄然突破了政策的界限，用灵活的适应市场交换的经营方式自我解决了遇到的问题。当时，有几个社办耐火厂的新产品供不应求，他们想扩大生产能力又缺少资金。按政策应该向银行贷款，可是贷款太麻烦，还要负担利息。于是，他们就要求买方预付货款，然后用这些钱进行扩大生产能力的建设。有的厂因为原来的场地太小，产量满足不了销售要求而搬迁改造，为了筹集资金，就悄悄地将产品价格提高一点。还有的企业同买方签订产品试制合同，把对方的试验经费作为自己的资金来使用……等等。当时，按政策规定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但他听到汇报或者得知情况后，往往一笑了之。这些厂家原来心里忐忑不安，知道他的态度以后，他们的胆子就大了起来。 县委支持社队工业灵活经营的表态，和县委带头发展的实际行动，促成了社队工业的放手大干。 经营观念和供应范围的转变，随之带来了产品创新的高潮。从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开始，社队工业的产品结构出现了向非农需要发展的势头。机械、化工、建筑材料等产品陆续走出了社办工厂的大门。回郭镇、孝义、芝田、小关等公社的一些社队工业相继生产出了市场上紧俏的高级耐火砖和高炉炉料、高效率电力变压器、精密铸件、碳化硅、电瓷制品、减速机以及汽车配件等产品，小关公社水泥厂还在上海同济大学和郑州市市政水泥厂的支持下，研制成功了在国家重大工程上有特殊用途的“超早强”水泥。“巩县制造”在全国的影响逐渐增大。 在经营思想创新和产品创新的共同推动下，巩县社队工业出现了跨越式发展的大好局面，一九七四年社队工业总产值是五千○十六万元，一九七六年增加到一点五二亿元，一九七七年继续增加到二点二五亿元，年递增百分之四十八。 当然，巩县县委当时这些“出格”的行为，受到了省委和地委领导同志的默许和支持。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是他敢于放手促生产的后盾。但是，受限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这些领导对他的支持和鼓励又都是非正式的，就是允许他变革，引导他探索，支持他大干，鼓励他发展。这些领导们不指责巩县县委工作思路上的标新立异！不批评巩县县委违反当前政策的发展设想！不限制巩县县委越出规矩的经营活动！ 巩县，是政治风暴中一块县域经济发展的试验田！ 七、总结经验，他争得了社队工业政治上的名分 开始两年里埋头苦干不事张扬，后来主动总结经验公开宣传，他在发展社队工业上面态度的转变，是当时的政策环境所然，是他对搞好社队工业的思想认识深化的结果，也是他善于集思广益工作作风的成果。 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巩县的社队工业迈开了步伐，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极大地调动了社员群众中蕴藏着的积极性，但马上也面临着政策上的困境。因为国家对发展社队集体性质的企业没有政策规定，而没有政策规定支持的事情就意味着违反政策，是离经叛道的行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在以政治表现、而不是经济成果作为评价工作正确与否的标准的时候，没有政治上的肯定，任何事情都是做不下去的。所以，巩县的社队工业在创造着产值的同时，也面临着政治性质的定性。是好是歹？是对是错？对巩县社队工业甚至以后巩县的全面发展都至关重要。 总结巩县社队工业发展的经验，有几个公社可以选择，象孝义、回郭镇、城关公社等等，都有自己的特色，有能拿得出手的成绩。他让这些公社的书记们先行一步，小范围地总结一下自己最有特点的感受。在安排公社进行自我总结的时候，还让县委也着手这个工作，精心选择个好的典型，整出有代表性的材料来。 比较了全县的工作之后，他觉得还是回郭镇公社更有代表性，他们可能是巩县第一个社队工业产值超千万的公社。 总结经验的典型就选在了这里。 回郭镇公社位于巩县西部，全社有二十一个大队，五万八千多口人，四万九千亩土地，自然条件一般。树立回郭镇公社这面红旗，是因为他们有围绕农业办工业的传统，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们也不忘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以农业需要为中心，围绕中心开办了化肥厂、机械厂，为各大队配备了农机修理组，有的发展成了小机械厂。他们坚持了社队工业为农业服务的原则，每年从社队工业收入中提取一大部分支援农业生产，在几年的时间里，全社生产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本实现了土地园田化和水利化，耕作、排灌、脱粒、农副产品加工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所有生产队都通了电，化肥自给有余。由于公社领导重视，社员群众支持，能够抓住机会，所以，他主政巩县后流露出要发展社队工业的思路后，他们就悄然加大了发展社队工业的力度，使得一九七三年全公社工副业总产值比上年增加二百三十万元，达到八百四十四万元，在历史上是增加最快的一年。经济实力的积聚，使兴修水利这个发展农业生产最为关键的项目有了充足的资金，所以，当年也是水利建设速度最快的一年，共完成土石工程十万多方，扩大水浇地一万亩。由此带动粮食产量快速增长，单产较一九七二年增加一百九十斤。一九七四年粮食平均亩产一千零一十六斤，向国家贡献粮食五百四十二万斤，社办工业总产值达到五百八十九万元，大队工业和副业总产值达到四百二十八万元，公社和大队工业和副业总产值，占当年全社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三，比七三年增加一百七十三万元。社有经济力量日益强大，一九七三和七四两年中全社社办工业直接向农业投资三百多万元，相当于以前历年中工副业向农业投资的总和。芦医庙大队是全公社办工业最早的大队之一，现在每年工副业收入已达二十多万元，除投资当年农业生产和增加社员收入外，还用这些钱打深井四眼，买大小拖拉机十部，粮食平均亩产比一九六五年增长一倍，达到一千一百五十四斤。西疙瘩大队一九六五年还是一个连三十元打井工具费都得向生产队摊派的穷队，自从一九六六年办起榨油厂后，工副业逐年发展，现在已有棉织、机修、炸药、磨面等多项工副业生产，收入逐年增加，农业生产条件迅速改变，粮食亩产增加到一千二百五十三斤。 回郭镇公社的经验报送到地委以后，受到了开封地委的重视。也受到了当时正在黄河沿岸调查农业生产情况的河南日报社记者的重视。河南日报记者敏锐地发现了回郭镇经验的重大意义，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题材，随即进行了细致的再调查，并在细致采访调查的基础上写出通讯稿发给报社。河南日报社高度重视记者的采访，领导亲自拟定了介绍回郭镇公社经验这篇报道的标题，后来，本着对事实负责的态度，报社领导和记者又在巩县县委和回郭镇公社的配合下，对回郭镇公社积极创办社队工业的做法重新进行走访调查，认真核实相关的数据和工作情况。在反复调查认真推敲的基础上，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河南日报》刊发了介绍回郭镇经验的报道《光明灿烂的希望》，并加了编者按。《河南日报》在总结回郭镇公社的经验时，从“公社必须办工业”、“公社能够办工业”、“公社办工业的道路”和“社队工业威力无穷”四个方面介绍了他们的做法，他们的收获，他们的体会和他们的前途。这个报道对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做法给予了充分地肯定，认为他们的“指导思想和有效做法，很值得参考、学习”。 省委党报的肯定，使得他更加坚定了发展社队工业的信心、决心和勇气。回郭镇公社也从中得到了极大的激励，次年一起步，他们就创造了社队工业产量和销售收入同比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好成绩。为后来新华社记者采访提供了更扎实的素材，也为他们的经验走向全国打下了基础。 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经验在《河南日报》发表后，不仅在河南省内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在全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许多地方的领导到巩县和回郭镇公社参观学习。第二年夏天，有一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上书并附上了报刊上的这些经验，希望将回郭镇公社这样的好经验推广到全国去，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条战线支持发展社队工业，促进国家的经济建设。这种来自基层和群众的呼声和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袖们要积极发展农村工业、壮大集体经济的思想是一致的，毛泽东主席用赞同的口气将他们的来信批示给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印发在京中央同志”。领袖们认为，这个公社的事实，生动地回答了在一个公社范围内怎样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和发展农业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的问题。他们的实践说明，公社必须办工业，公社能够办工业。公社办工业不仅可以促进农业大上快上，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而且有利于充分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为逐步从三级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创造条件，这对于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深远意义。虽然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作长期的努力，但是，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随即，邓小平同志将毛泽东主席的批示，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发至全国县以上各级党组织。毛主席对社队工业的肯定和赞扬，迅速传达到了全党上下和全国人民中间。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一日，在党中央国务院共同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回郭镇公社兴办社队工业的经验，并将标题改为《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还配发了署名“郭大江”的评论文章《满腔热情地办好社队工业》。郭大江的文章中盛赞到，“在蓬勃发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社队工业有如烂漫的山花到处开放。回郭镇公社的社队工业显示，它不仅为壮大集体经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而且对于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也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并号召到，“要象回郭镇公社党委那样，满腔热情地对待社队工业，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让光明灿烂的希望逐步变为现实！” 同时，在正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经过毛泽东主席同意后，华国锋同志十月十五日在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作的《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报告中说到：“社队工业的发展，使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强大起来，有效地帮助了穷队，促进了农业生产，支援了国家建设，加速了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它是促进人民公社制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物质保证。各地党委应当采取积极态度和有力措施，推动社队工业更快地发展。”并公开引用了毛泽东主席在第二次郑州会议讲的“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社队工业生存的政治名分问题彻底解决了！ 社队工业继续发展的前途一片光明！ 八、四大工程，他揭开了巩县现代化发展的大幕 四大工程，指的是七十年代中期，巩县县委组织的修建孝（义）大（峪沟）煤矿专用铁路、建设电厂、改造扩建县化肥厂五千吨硝酸铵项目和建设县宾馆这四项工程。 修筑孝大铁路，展示了县委组织大规模工业建设的能力；建设电厂，表现了县委抓巩县工业发展关键环节的智慧和勇气；改造扩建县化肥厂五千吨硝酸铵项目，显示了县委对全县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巩县宾馆的亮相，是县委创新和展现发展新思路的代表作。 这四大工程，典型地表现了当时县委一班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创新、勇为人先的精神状态。尤其是自筹资金上马电厂建设工程，更是巩县工业化建设的点睛之作。这四大工程，是巩县现代化建设开始了一个崭新时期的标志，是巩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跨上了新的台阶的标志。 在贯彻十大精神的高潮中，从一九七四年底开始，他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发展县营工业上，带领着县委班子在全县掀起了大办社队工业、大办县营工业的高潮。从这个时候开始，在省委和国家有关部委的支持下，他亲自策划和组织了开工修建孝大铁路、建设电厂、改造县化肥厂和修建宾馆的四大工程。这四大工程项目的上马，揭开了巩县现代化发展的大幕，特别是电厂投产和化肥厂改造的完成，彻底缓解了困扰巩县继续发展的能源供应和化肥供应紧张的局面，此举使得巩县的工农业总产值迅速增长，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一九六六年是五千九百三十七万元，一九七四年增加到一点五九亿元，一九七六年激增到二点九三亿元。 孝大铁路，是运煤专线，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开始筹建，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动工，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三十日竣工。这条铁路从巩县县城的陇海铁路上出岔，全长十五点九一公里，终端在大峪沟煤矿。其中正线十一点八一公里，站线四点一公里，按三级铁路标准设计，年货运量近期一百万吨，远期二百万吨。总投资一千八百四十七万元。 巩县有丰富的煤炭储量，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探明的地质储量约十七亿吨，可采储量近九亿吨，集中在大峪沟和涉村两个地方。大峪沟煤矿创建于大跃进时期，是隶属于县煤炭局的全民企业，该矿煤层厚，埋深浅，储量大，煤质好，是省内八个地区一百七十多家化肥厂、磷肥厂和水泥厂的生产用煤供应单位，设计年产量一百万吨，但受制于运输条件，该矿长期以销定产，不能达标生产。修建运煤专用铁路，把深山里的煤炭变成源源不断的财富，是历届县委和地委领导的心愿。所以，即使是文化大革命的激烈动荡，也没有中断修建这条铁路的前期准备工作。但由于经济能力不足，这条规划中的铁路线长期不能开工。 转机出现在一九七四年年底。 当年，国家财政政策调整，原来的“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交，节余留用，一年一定”的财政体制改为“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按指标包干”，这样，就给巩县经济的滚动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因为当年巩县工农业总产值增加到一点五九亿元，财政收入超过两千万元，已经有了办大事的能力。政策条件和财政力量都具备的情况下，开封地委正式将开工修建孝大铁路的任务交代给了巩县县委。这也正合了他发展经济的心思。于是，县委一声令下，各公社抽调的二千民兵在二十多里长的工地上安营扎寨，分段包干开始修筑起孝大铁路。为了统一指挥和协调各单位各公社的工作，他特意安排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任工程总指挥。 由于铁路建设专业技术性强，加之后来政治形势的变化，这条铁路的修建可谓是一波三折，直到一九八三年才完工通车。这是后话了。 修筑孝大铁路，是他带领县委一班人第一次组织实施大型工业项目建设。这个工程的顺利开工，为后来建设电厂积累了经验。 建设巩县电厂，是他在省委领导和国家有关部委的支持和鼓励下，集中全县财力搞建设，为巩县经济腾飞奠定基础的杰作。也是他和县委一班人对合理又充分利用巩县煤炭资源优势，拉开经济发展链条，加速发展巩县县域经济思路清晰的结果。他说，巩县要发展，必须走“煤——电——社队工业产品”的路子，这是立足实际，面对现实，发展巩县投入最少见效最好的方法。建设电厂，实现了他的第一步设想，启动了巩县大工业经济发展的进程。实际上，电厂一投产，就使巩县的工农业生产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不再受制于大电网电力供应不足，而且每年就地消化六万多吨煤炭，提高了煤炭资源的经济效益，还带动了采矿、运输等一系列的相关产业，使巩县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 从当时的客观形势说，县委决定自建电厂，是一种积极地探索，是当时巩县经济发展的形势所迫，但它和省委领导们要“放水养鱼”的经济策略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前，巩县没有大的工矿企业，省电网供电主要解决县城机关和居民的生活用电，高压配变电总容量到一九七二年底仅七千八百千伏安，全县配变电总容量不过五万千伏安，全年生产生活总用电量不足三千六百万度。设在巩县的省属河南化工厂、地区钢铁厂、地区水泥厂等大的厂矿工业用电由专线直接供电。在巩县社队工业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电力供应基本上满足县城照明和居民生活的需求。 他知道，没有充足的电力供应，巩县的工业是发展不起来的。想方设法增加电力供应，是他到巩县主持工作时就关注的一件事。这次一到巩县主持工作，他就指派县委其他领导向地委、省委、省计委反映，自己也多次找到省委领导当面汇报，争取省电网给巩县增加供电量，争取扩大巩县三个变电站的规模，争取上新的变电站项目，但这些努力都因为大电网能力有限而落空。在多次向上级申请都没有结果，并且由于社队工业的快速发展，县里对用电需求又急剧增加的双重挤压下，他下决心自己动手，利用巩县丰富的煤炭资源，自建电厂，不当伸手派了。 他的想法正好迎合了省委领导的思路。 随着巩县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财力的积聚，省委和地委领导早就有了在巩县搞试点，只给项目不给钱，让巩县自己积累建设资金、自我滚动发展的想法。于是，在省委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巩县县委在一九七五年初向省委省计委正式呈送了自筹资金自建电厂的报告，当即得到省计委的批复，列入当年建设计划,并增加了限期投产的要求。 巩县电厂，计划装机十三万千瓦，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步先建设计容量三点六万千瓦的一电厂。这个电厂，固定资产总投资一千七百七十九点六万元，分两期施工。第一期先安装六千千瓦发电机组两台，一九七五年六月一日开工，一九七六年六月第一台机组投产。电厂投产后，年均供电量六千四百万度，彻底解决了制约巩县经济发展的能源供应问题。县电厂供电后，加之县内电网改造，配电容量达到十三万千伏安，全县年用电总量上升到一点二亿度，递增三点三倍。 建设电厂同开工孝大铁路不同的地方，是建设资金需求的压力特别大。修建孝大铁路，开工时主要工程是土建，资金是逐步投入的。省计委批准巩县建设电厂，用当时的话说是“只发粮票不给钱”的项目，筹集建设资金的任务一下子就压在县委的头上了。这是因为没有国家计划（粮票），建设电厂的设备就没有着落，自建电厂就是一句空话。省计委批准这个项目，解决了发电设备的来源问题，给了“粮票”了，但购置设备、征用土地、组织施工安装等等，保证这些具体工程顺利进行的真金白银，工程开工时就要基本到位。所以，电厂建设上马，他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迅速筹集起来这笔巨资。 还有一个情况，电厂建设上马的同时，投资上千万元的扩建和改造县化肥厂五千吨硝酸铵的项目也被省计委批准，安排在同步进行中。两个项目一起搞，使巩县的建设资金格外紧张了起来。 他是一个敢想敢干又非常实事求是的人，虽然当时他思想上是想多搞一些县里有能力搞的建设项目，但是没有搞县财政承担不了的大项目的想法。所以，建电厂、扩建化肥厂的项目省里批下来以后，他马上召集县委常委研究筹资的办法，最后形成决议，把巩县当时能够集中起来的属于各厂、矿、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大修基金、折旧资金、煤炭基金、福利基金等能调用的资金都借了过来，并同借款单位签了协议，保证三年还清。这样，一千多万元建设资金顺利到位，电厂工程按时开了工。 同时开工两个项目，确实超出了当时巩县财政支付的能力。所以，电厂开工后不久，还是遇到了资金紧张的困难。他在几乎拼尽了全县可自主支配财力的情况下，只得向上级求援了。但是，巩县建设电厂的项目本来就带有试验的性质，是省委领导有意安排的县级单位自行积累、滚动发展的试点，批准项目时就确定了只给政策不给钱的原则，所以，他向省委领导报告困难申请资金支持的时候，领导们明确表态让他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为了启发他，省委领导们介绍了中央财政部领导同志同意的某省有一个县每年多花个一、二百万元财政收入，然后还能给国家多交一千多万元，并称之为“放水养鱼”的经验，暗示他想办法从其他途径上筹集一部分建设资金。 省委领导的启发，使他意识到，要完成按期建成电厂的任务，眼下有可能先借用几百万应当上交省财政的收入。对他的汇报，省委领导没有否定，只是含蓄地表态说，巩县的情况特殊，当年的财政收入可以先少交一些，省里不会催你们。并给巩县解决了项目建设急需的钢材、木材，特批了一辆大轿车。另外，还和提供设备的厂家联系，和这些厂家所在的四川、天津等省市领导沟通，请他们多加关照，加快供应设备的速度。省委领导的态度和答复，含义非常明确，这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回到巩县后，他按照工程建设的实际需要，向财政系统布置了借用上交省财政资金的任务。很快，二百多万元建设资金投入到了急需资金的电厂建设上。 一年之后，电厂的两台六千千瓦机组顺利投产。 一年之后，他的设想也变成了现实。一九七五年巩县少上交了二百万元的财政收入。但电厂投产和化肥厂改造完成后，巩县的工农业总产值飞速增长，为省财政作的贡献越来越大，一九七六和一九七七年两年中分别向省财政上缴了一千六百万和二千六百万元，比原定计划数多上缴了将近二千万元，借用各单位的款项也按期归还了本金和利息。 省委领导放的水养出来了一条肥硕的大鱼。 (待续) 与建设电厂同时进行的改造县化肥厂的工程，是他带领县委一班人发展巩县农业的大手笔。
巩县化肥厂，一九六九年七月九日开始筹建，一九七二年投产的河南省自行设计的年产三千吨合成氨的小型化肥厂。投产的几年间，为巩县的农业增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七十年代时，巩县耕地面积在六十万亩上下。化肥厂设计规模小，品质低，产量少，按照巩县的耕地面积，化肥厂的产品全部供应本县，亩均也不过十几斤，远不能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抓住时机，改造县化肥厂，增加化肥产量，解决巩县农业生产的肥料供应问题，在当时是县委重视农业生产、提高农业产量的一项重点工作。 顺利立项改造和扩建县化肥厂，有政策背景的因素。 经过多年来农业学大寨运动，广泛组织社员群众大规模地改土造田、兴修水利，农业生产条件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土、肥、水、种四大制约农业丰收的因素中，惟有“肥”字还有文章可作。俗话说，农业一支花，全靠粪当家。农业产量高与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肥料的数量和质量。但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农家肥的产量基本上是稳定的，能施展身手的只剩下了提高化肥供应能力，并且化肥在农业增产上又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在有足够经济能力的时候，抓化肥生产是最明智的选择。当时国家有政策规定，鼓励地市县自己动手，改造扩建原有的小化肥厂，并按照改造扩建的规模给以一定的财政补助。 化肥厂改造项目，在省委和国家有关部委的支持下，进展十分顺利，当年立项，当年施工，当年投产。改造后的化肥厂，增加了年产五千吨硝酸铵的生产能力，使巩县化肥厂的等效年产量增加了一倍多，加上回郭镇公社化肥厂的产量，巩县化肥供应基本上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需要。化肥供应跟上来以后，使全县粮食产量显著增加，到一九七六年，全县粮食亩产达到六百八十斤的历史最高点，高标准实现了过黄河的目标。 电厂投产和化肥厂改造扩建的完成，大大提高了巩县县办工业的水平。在县办工业和社队工业的双轮驱动下，巩县的工农业生产飞速发展，在一九七四年总产值一点五九亿元的基础上，一九七六年达到二点九二亿，一九七七年又递增到三点六六亿元，三年增长二点三倍，创造了年递增率百分之三十二的历史最高值。 到一九七七年底，全县社队工业发展到六百○六个，产值达二点二五亿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一，总产值比一九七一年翻了两番，从业人员达到三万五千多人， 转移农村劳动力百分之十九点四。 县办工业和社队工业发展之后，对农业的直接投入逐年增加，农机数量增加十多倍，总功率增加到十点六万千瓦，农用拖拉机增加到一千二百一十八辆；县委每年都利用冬季农闲时间，组织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兴修水利，改坡地梯田为人造平原，使全县农业生产条件明显改善，到一九七六年前后，四个大型提灌站全部建成投入使用，将伊洛河水提升到了鲁庄、沙鱼沟等山区公社，全县水浇地面积扩大到二十万亩；粮食亩产量从一九七二年的四百二十斤增加到一九七六年的六百八十斤，社员口粮分配从文化大革命前的一百九十斤增加到三百三十八斤，给国家贡献商品粮从每年几十万斤增加到二千万斤。全县财政收入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二年的五年间合计六千多万元，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七年则递增到九千多万元。 这些成就为巩县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修建巩县宾馆，是他塑造巩县形象的得意之举，也是展现他思想观念领先潮流的代表作。 巩县志记载，“建国前后，各集镇皆有小型旅馆、骡马店、干店供流动客人住宿。五十至六十年代，不允许农民务工经商，社会上流动人员较少，县城除机关招待所外，另有两家旅社已敷应用。进入七十年代，由于乡镇企业的兴起，来往客人增多，旅客投宿渐趋紧张。一九七三年，饮食服务公司为解决旅客住宿困难，兴建巩县旅社，主楼建筑面积五千一百二十四平方米，设床位六百张，在当时是规模最大的旅社。后来，随着巩县对外开放的需要，新建或改建的旅社大增。一九七四年，县政府投资在新华路南段兴建巩县宾馆，用以接待外宾。该宾馆建筑面积四千四百平方米，设床位二百二十个，各房间彩电、空调、盥洗等设施齐备，摆设雅致。馆内设有会议室、医务室、理发室、小卖部、文化用品供应部，是当时巩县最高级的宾馆。” 一九七四年，随着国家对外开放、展示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政治需要，巩县化肥厂和回郭镇公社的部分单位被批准为对外开放的参观点。一九七六年，经国务院批准，巩县正式对外开放。随之，许多国际友人慕名而来。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省外事办正式批复巩县县委，在县城和回郭镇公社各建一所适合接待外宾食宿的场所，并补助二十万元。接到项目的批复后，他给这个建设项目树起来了一个比较高的标准。他说，“建宾馆，要建成一座三、五十年不丑的，全省第一流的宾馆”。为了搞好设计，从开始就选择高起点，他派人到广州、长沙、武汉、郑州、开封、新乡、安阳等地参观学习，回来后搞了三层楼的设计方案，施工中他又组织专家们审慎地修改设计，把主楼改为四层。在他的坚持下，这个占地二十三亩八分，最终投资一百四十七万元，建筑面积六千零八十五平方米的宾馆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它大理石铺地，房间内设有弹簧沙发床、沙发、壁柜、卫生间、暖气设备等，还特设有“元首间”和水上餐厅，建馆用的水磨石、大理石、大小沙发、棕床、床垫等都是分别从上海、广州、武汉、江西等地购来的，在当时是高级的，已经过去了三十年的今天，这个宾馆仍然是巩义市明亮的接待窗口。 事实给他长远的眼光作了最好的注解。 后 记 一九七三到一九七七年的几年里，是他政治生涯中最为灿烂的时光，是巩县经济发展史上非常光彩的一章。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纯朴感情和满腔激情，在上级领导的引导和支持下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以社队工业为主力、以“煤——电——工业产品”为主线、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巩县特色县域经济的构思和设想，在省委和地委的支持下，在县委一班人的协助下，在巩县人民的奋斗中，一个接一个地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变成了造福巩县人民的物质财富。巩县，在他和同志们的共同奋斗中，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业县，逐步发展成为有县办工业和社队工业两个支撑点的工业县，毛泽东主席称赞社队工业的“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也就是后来《人民日报》刊发回郭镇经验时标题的由来，经过巩县人民的奋斗，变成了光明灿烂的现实。 现在，这个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已经从回郭镇、从巩义市（巩县）走到了神州大地的每个角落，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正在成为伟大的光明灿烂的现实。 来时清、去时贫，不亏苍天不负民！ 是巩义人民对他最客观的评价。 许多事扑朔迷离是非功过任由百姓评说，英贤心壮怀激烈伊洛嵩邙将与先生同存！ 是巩义人民没有忘记英雄的心声！ 参考文献： 1、《巩县志》，巩县志编撰委员会，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第一版。 2、《乡镇企业经营管理理论与实践》，石应午、喻新安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 3、《对毛泽东关于农村工业化思想的研究》，摘自《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家乡气息2006年河南省108个县市综合排名（河南省政府）
1 巩义市 28 镇平县 55 汤阴县 82 商城县
2 新密市 29 辉县市 56 郏 县 83 范 县 3 荥阳市 30 武陟县 57 滑 县 84 上蔡县 4 新郑市 31 淇 县 58 叶 县 85 确山县 5 偃师市 32 西峡县 59 息 县 86 封丘县 6 义马市 33 长垣县 60 内乡县 87 扶沟县 7 登封市 34 鄢陵县 61 舞阳县 88 洛宁县 8 栾川市 35 宝丰县 62 南召县 89 新蔡县 9 新安县 36 襄城县 63 鲁山县 90 内黄县 10 沁阳市 37 新野县 64 潢川县 91 太康县 11 林州市 38 陕 县 65 卫辉市 92 正阳县 12 禹州市 39 项城市 66 遂平县 93 汝南县 13 灵宝市 40 临颍县 67 鹿邑县 94 郸城县 14 孟州市 41 固始县 68 嵩 县 95 开封县 15 渑池县 42 获嘉县 69 西平县 96 南乐县 16 长葛县 43 邓州市 70 通许县 97 睢 县 17 新乡县 44 唐河县 71 浚 县 98 西华县 18 博爱县 45 濮阳县 72 杞 县 99 虞城县 19 伊川县 46 延津县 73 方城县 100 泌阳县 20 舞钢市 47 尉氏县 74 卢氏县 101 原阳县 21 修武县 48 淅川县 75 汝阳县 102 民权县 22 温 县 49 桐柏县 76 沈丘县 103 台前县 23 许昌县 50 光山县 77 淮阳县 104 社旗县 24 安阳县 51 新 县 78 夏邑县 105 柘城县 25 中牟县 52 孟津县 79 平舆县 106 商水县 26 永城市 53 清丰县 80 兰考县 107 宁陵县 27 汝州市 54 罗山县 81 宜阳县 108 淮滨县 家乡气息黄河水量调度有规定河南年均分水55.4亿吨 河南商报报道：（记者李云飞） 《黄河水量调度条例》2006年8月1日正式实施，根据水量分配办法，河南年均获得５５．４亿立方米黄河水，具体分水量依据“丰增枯减”原则上下浮动。 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就《黄河水量调度条例》颁布实施等情况举行发布会。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李国英在发布会上说，《黄河水量调度条例》以法规的形式将黄河用水的分配原则固定，有利于提高利用效率，缓解黄河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正确处理上下游、左右岸、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关系。 条例规定，根据分配的水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等省区境内黄河干、支流的水量分别由各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调度。河南、山东省境内黄河干流的水量，分别由河南、山东黄河河务局负责调度，支流水量分别由河南、山东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调度。龙羊峡、刘家峡、万家寨、三门峡、小浪底、西霞院、故县、东平湖等水库由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实施水量调度，必要时，黄河水利委员会可对大峡、沙坡头、青铜峡、三盛公、陆浑等水库组织实施水量调度。 河南年均分水量５５．４亿吨 自陕西潼关进入河南后，黄河横贯河南省三门峡、洛阳、济源、焦作、郑州、新乡、开封、濮阳８市２６县（市、区），是沿途群众的生活和农业用水主要来源。昨日记者从河南河务局了解到，河南分配到的年均黄河用水量为５５．４亿立方米，同时根据“丰增枯减”的原则，按照黄河每年的实际流量再进行增减。 ［发布会传真］ 南水北调不影响当地生活 中线水２００８年进京不成问题西线预算约３０００亿 李国英在发布会上否认了南水北调的东、中线工程会影响当地环境和百姓生活说法。 李国英介绍，国家批准的南水北调的三条线路，即东线、中线和西线。到目前为止东线和中线都已经开工建设，预计总投资在２０００亿元人民币。按照工程进度，南水北调的中线在２００８年进京不成问题。 有记者问，南水北调是否会影响黄河两岸百姓的生活？李国英解释说，东线和中线都是从黄河底部打通隧道完成调水工程，对外部环境不会造成影响，所以也不会影响沿岸百姓的生活。而西线工程相对于东线和中线工程而言，施工、管理、运行的难度都会增大，在投资上也肯定要比东、中线所经过的平原地区高一些。按照目前初步的估计，如果说把西线的三期工程都做完，也就是说调水量达到１７０亿立方米，估计需要投资３０００亿元左右。 黄河已连续７年不断流 李国英介绍说，１９９９年，我国开始对黄河水量实施统一调度，至今已连续７年实现了黄河不断流，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上世纪９０年代，由于黄河水资源的供需矛盾突出，过度开发与不合理利用，加上以前关于水量调度的法律法规不能满足黄河特殊河情水量调度的需要，自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９９年的２７年中，黄河下游有２１年出现断流，累计１０９１天。 黄河是西北、华北地区最大的供水水源，年均天然径流量５８０亿立方米，承担着流域内及相关供水区约１．４亿人口、２．４亿亩耕地、５０多座大中城市以及中原油田、胜利油田等的供水任务。但由于黄河的径流量只位居７大江河的第四位，目前，黄河水资源的开发利用量已处于临界状态，随时有断流的危险。 城中村改造郑州城中村高价电背后的“核心机密”
在“城乡同价”、“同网同价”、“一户一表”这些许多人曾经的梦想正变成现实的今天，郑州百万租住在城中村的人，却必须接受高出国家定价近一倍的高电价。近日，１０名租住在城中村的大学生向有关部门递交“投诉书”，向这种高电价说“不”。
两周来，本报记者对城中村的高电价问题进行走访—— 大学生一纸“投诉”城中村电价过高 从１０年前开始，郑州市城中村便形成一个共识：对外租房时，电价要“翻一番”，以弥补“电路损耗”。 ７月２７日上午，经过一个星期的调查，河南师范大学来郑求职的１０名大学生向郑州市金水区物价局递交了“投诉书”。大学生们希望该局就辖区内城中村向租房者收取的１元／度的普通照明用电电费做出解释，并尽快取消这种做法。 １０名大学生的代表王寒向本报记者讲述了这份“投诉书”的由来：今年年初，她到郑州求职，在金水区陈寨村租下了一套住所。一个月后，房东来收电费，要求按１元／度交纳。而王寒知道，我省法定普通照明用电的价格应为０．５６元／度。王寒为此跟房东发生了争执，但房东坚持认为，如果不按１元／度交电费，就搬家，即使交了，也不会开任何收据。一气之下，王寒搬了家。在第二个月，同样的遭遇再次上演。与此同时，和王寒先后来郑州发展的其他９名同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有着相同遭遇的１０名大学生一合计，决定把郑州市所有城中村对租房者收取电费的情况调查一下。 经过调查，他们发现：大约从１０年前开始，郑州市城中村房东们向租房者收取的电费就比国家规定电价高出近一倍。经过商量，１０名大学生决定把这些情况反映给物价部门，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大学生的调查是否属实？记者接到线索后，对其中２３个城中村进行了暗访。 许多房东向记者证实，至少从１０年前开始，郑州市城中村便形成一个共识：对外租房时，电价要“翻一番”，以弥补“电路损耗”。１０年间，国家对电价进行了数次调整，城中村的高价电也“水涨船高”，由最初的０．５～０．６元／度，提高到现在的０．８～１元／度。 金水区陈寨村、庙李村、张家村等几个城中村，多年来已形成“价格共识”，对于租房者来说，如果想继续租住城中村的房子，１元／度的电价没有任何选择余地。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郑州市城中村在收取电费上呈现西、南低，东、北高的规律，即西郊和南郊向租房者收取的电费是０．８~０．９元／度，而北郊和东郊的为１元／度。 河南住宅产业商会秘书长赵进京向记者提供的数字显示，目前郑州市常住人口为７１６万，其中外地人（居住时间在６个月以上）的比例是３０％左右，即２２４万人左右。这其中约有５０％，即１１２万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城中村内。 直供电“门槛”将城中村租房者挡在门外 郑州供电公司对公司直供户的要求就是必须有房产证、规划许可证等产权证明。 ７月２７日，记者以办理直供电为由到郑州供电公司东区分局采访。 “你这种情况不能成为我们的直供户。因为你是租的房，没有产权，根据公司规定，不能享受直供电。别人多收你的电费，我们管不着。”该分局营业厅的一名咨询员这样回答记者。 ７月２８日下午，郑州供电公司安排该公司西区分局农电所所长冯新民就以上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据冯所长介绍，“长期以来，郑州市绝大部分城中村针对租房者收取的电费远远超过了０．５６元／度的国家限价，但是租房者申请直供电，我们不会批准”。冯所长解释“一户”的概念为：“一户”指的是房东一家，外地租房者不能算做“一户人家”。 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可以从《电力法》有关规定中找到答案。《电力法》规定，只要用户符合供电条件，电力部门就有责任向用户供应。但是如何才算“达到供电条件”，《电力法》却没有明确规定。于是，在实际操作中，电力部门客观上“拥有”对规定的解释权。 冯所长告诉记者，郑州供电公司对公司直供户的要求就是必须有房产证、规划许可证等产权证明。这条规定把相当多没有在郑购置房产，而租住在城中村的人员拦在了电力直供的大门外。 “电头”投资变压器利益驱动抬高电价 用１元减去０．５６元，再乘以变压器下线数百户终端用户的电表读数，答案只有四个字：利润惊人。 租住在城中村的人们无法成为直供户，是否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接受高价电呢？城中村房东们多收的电费到哪去了？一位知情者向记者道出了转供电——这个城中村高价电背后的“核心秘密”。 这位知情人是郑州市某城中村的电工，他是该村３个变压器的实际出资人。村里人管他们这种人叫“电头”。按照目前郑州供电公司的规定，作为国有垄断企业的电力部门在向用户收取电费时，是以变压器为临界点的。也就是说，如果终端用户前的变压器产权属于电力部门，那么电力部门就直接抄表到户，这个电价当然是按照国家规定收取的。如果变压器的出资人不是电力部门，那么电力部门就不向终端用户收取电费，而是按照变压器上的总表读数，向变压器投资人收钱。 电力部门在变压器之前输出的是高压电，价格相对民用照明电要便宜。例如，如果终端用户是用于居民生活的照明用电，变压器前的电价就是０．５２元／度，比变压器之后的民用照明电价０．５６元／度便宜０．０４元（已经将合理损耗计算在内）。按照相关规定，电是特殊的国家专营商品，电价一经制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提高。换句话说，不论变压器产权归谁，终端用户所享受的电价都应该是国家定价。但受利益驱使，“电头”们肯定不会满足仅仅０．０４元的补差。在这种情况下，“电头”向下线用户收取远高出国家定价的电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这位“电头”告诉记者，他算过一笔账，用１元减去０．５６元，再乘以变压器下线数百户终端用户的电表读数，答案只有四个字：利润惊人。至于利润如何惊人，他说，一个变压器如果投资在２０万上下的话，最多两年就可捞回成本；而一个检修及时的变压器寿命在１０年以上。 这还仅仅是照明用电这一块，实际上目前靠电发财，投资的多是向企业转供电的变压器。因为工业用电的国家核准电价仅仅是０．６元多一些，而城中村内一些身份特殊的房东，靠着自己越盖越高的房子和一些特殊时期的用地，对从事生产的租房者，甚至会把每度电涨到２元。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租房者只能忍气吞声。 郑州供电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提供的资料显示：该公司西区分局１８个城中村，每月平均用电１０００万度，一年耗电１．２亿度。平均每村一个月用电５５万度左右，其中７０％，即３８．５万度以上的电被租住在本村的外地人使用。郑州市目前有１１２个城中村，外地人每月使用电的数额应该是４０００多万度；单月用电费用为４０００多万元，其中将近２０００万元电费落入转供电者的腰包。 转供本身已经违法执法部门却无处下手 目前全国尚没有工商部门对城中村转供电查处的先例，如果国家相关部门不首先出面表态，这个问题恐怕很难解决。 那么，这位“电头”爆出的内情是否属实呢？记者随后向郑州供电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求证。 “应该存在，但发现和查处难度很大。”据这位负责人分析，转供电应该是村里一些人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所做出的个人行为。这种行为按国家规定是根本不允许的。因为电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属于国家专营，不允许转供。 河南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行政法教授，就此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电既然是专营商品，那转供本身就已经违法，没有必要再讨论转供的电价问题。因为转供电行为已经严重破坏和干扰了法定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了惊人的税费流失，同时也剥夺了一部分公民享受法定电价的权利。这位教授强调说，在这个问题上法律规定得很清楚、很明确，剩下来的就是执法部门的查处问题。 郑州市工商局政策法规处处长郑浩认为，从理论上分析，没有专营资格的人或企业经营了专营商品，应该由工商部门出面查处，但这种执法不现实。因为它面临许多现实困境：首先是执法环境。城中村存在问题非常多，其中违反规定建房是核心问题之一。违章楼越建越高，用电负荷越来越大，如果管不住建楼，怎么来管电？其次，目前全国尚没有工商部门对城中村转供电查处的先例，如果国家相关部门不首先出面表态，这个问题恐怕很难解决。 既然转供电有巨额利润产生，那么有关部门是否可以把对“电头”的管理纳入其中呢？ 郑浩认为，虽然电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但行为人通过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形式销售，产生了巨额利润，可以断定这种行为是“经营行为”。按照相关规定，一旦确定一种行为是经营行为，就必须办理工商和税务登记。但这种“推理”有一个问题令人困惑和担心——目前，电在我国是专营商品，除电力部门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具有经营资格。“电头”们连经营资格都没有，工商部门还能把他们的经营行为纳入管理吗？如果纳入，这些原本非法的经营者，岂不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和工商部门一同感到困惑的还有税务机关。郑州市国税局１２３６６纳税服务中心的常青先生向记者透露，前一段时间里，不断有城中村的房东和租房者就电费问题到郑州市国税局咨询，希望税务部门能够为房东代开税务发票。考虑到双方在用电价格上没有争议，国税局曾尝试开办了为房东们代开发票的工作。谁知不久矛盾就开始显现——不少租房者以房东收取的电费高于国家定价为由，持国税部门代开的发票向价格部门举报。物价部门认为电是一种专营商品，房东根本没有资格经营，而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在客观上使人对这种行为产生了“合法”的错觉。随后，税务部门很快取消了该项业务。 转供电造成的税款流失究竟有多少？常青告诉记者：“转供电行为产生了巨额利润，一方面执法部门没有能力将这种现象完全消灭，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对其征税，每年这种行为偷逃的税款有数亿元之多。” ■最新进展 金水区先行一步纠正高价电收费 郑州市物价局工农业价格管理处陈新磊也向记者表示，近期该局将在全市范围内针对城中村开展价格专项宣传和执法活动，希望广大群众能够积极举报价格违法行为。来源：大河报 2006－08－03 河南舆情固始县换发二代身份证强收100元健康体检费
“我们是河南省固始县在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打工的农民工，我们县公安局在这里设点为我们换二代身份证时，强迫我们交100块钱健康检查费，他们这种收费合理吗……”。河南省固始县在江苏吴江市盛泽镇打工的农民工在电话中告诉笔者。接到农民工们投诉后，笔者于7月2日乘火车远赴吴江市盛泽镇进行了暗访。
笔者经过10多个小时的旅行，终于到达了被称之为鱼米之乡的江南，走出苏州火车，让笔者没有想到的是，江南的7月天气也像一个大“蒸笼”，不到10分钟就让笔者免费洗了个“桑拿浴”。 在前往盛泽镇路途中，前来苏州火车站接车的农民工代表边开车边告诉笔者：“我们县公安局打着方便外出农民工的旗号，实质上在和我们老家在盛泽镇开办的一家诊所合伙敲诈我们民工的血汗钱”。 “在老家办一个二代身份证只需要20块钱，在这里办一个二代身份证，说的是免费办证，却强迫我们交100块钱健康检查费，我看我们县公安局肯定与这家个体诊所老板背后有不可告人的勾当。党中央、国务院等各级政府在保护我们农民工，而我们县公安局却在我们农民工身上打歪主意，他们打着方便外出农民工的幌子，把我们农民工当着‘摇钱树’，乘机捞钱财。他们要求我们每人必须交100块钱健康体检费，否则不给办证。我们很多都是全家在此打工的，大部分家庭都有4、5个人，如果全办的话得要几百块钱，太不合理了！”民工们如是告诉笔者。 随后，笔者在农民工们带领下，来到位于盛泽镇东方大街的办证地点?江苏省吴江市盛泽人民门诊部（以下简称门诊部）。在该门诊部大门右侧，一条“热烈欢迎固始县公安局领导莅临人民门市部”的红色条幅依然悬挂在此。除此条幅之外，在该门诊部门前还放着一张盛泽人民门诊部、固始县公安局、盛泽公安分局联合发布的告示牌：“凡固始籍公民，限期内在盛泽人民门诊部做健康体检，费用仅收壹百元，同时享受如下免费服务：一、免费办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二、免费办理外来人口暂住证。”笔者掏出随身携带的相机，拍下了这一镜头。 固始县公安局为何要把办二代身份证点设在该门诊部？又为何强迫农民工们交100块钱“健康体检费”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固始籍出租车司机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告诉笔者：“说起这个门诊部的老板，倒有一定来头：前些年，帮助其老板走私布匹，后案发其老板逮捕，而他将暗藏的一批未被公安发现的走私布匹卖掉，然后用此资本自己做起了布匹生意。前两年又与其他人合伙在盛泽开办了一家诊所，该诊所全靠虚假医疗广告和商业贿赂招揽业务。这个人很会‘使钱’，不但和当地政府以及职能部门的主要领导有‘特殊’关系，还和固始老家政府部门主要领导有‘深交’。按理说，公安部门上门为我们外出农民工换发二代身份证是件好事，要么免费，要么按国家规定收取工本费，这我们都没意见。但公安局为何强迫我们交100块钱体检费呢？这100块钱真的都是门诊部的收入吗？门诊部收钱的同时又给谁体检了呢？给过谁收费票据呢？我们固始县在江苏吴江市盛泽一带从事丝织、印染、出租车、水果、蔬菜等工作的人最少也有4、5万，尚需办理二代身份证的人起码也有2、3万，每人收100块钱健康检查费，光此一笔“收入”就有几百万，这笔钱最后到底归谁？真是不可思议！” 随后，笔者在盛泽镇一公用电话亭，以一个固始籍打工者身份，电话咨询了常驻该门诊部的固始县公安局办证民警，电话中，笔者询问到办理二代身份证需要带些什么？这位警察告诉笔者：“带上原身份证或户口薄，没有原身份证或户口薄，带上结婚证或流动人口证等有效证件也行”。 在谈到办理二代身份证收费时，笔者问驻该门诊部民警：“我们在固始老家办理二代身份证只收20块钱，不需要健康体检，为什么在盛泽办理必须要交100元健康体检费呢？这种做法是哪个部门要求的？开不开正规发票？”笔者一连串发问，接听电话民警的话语立刻吱唔起来，含含糊糊告诉笔者：“怎么说呢，反正你交100块钱后，由人民门诊部包办。”随后，笔者又拨通了人民门诊的办证电话（广告上宣传的电话）：“请问不参加体检、不交体检费你们给不给办理二代身份证？”门诊部一位小姐好不含糊地告诉笔者：“不体检可以，但不交体检费不可以。”放下电话，笔者思绪万千！让笔者不明白的是，固始县公安局作为一个国家执法机关，为什么会联合一家私人诊所在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和同情的农民工身上打起了收钱的主意？这不是在公然践踏公安机关的良好形象吗？ 固始县公安局借为外出农民工办理二代身份证之机，强迫农民工交100元健康体检费的事，希望能够引起上级主管领导的高度重视，对固始县公安局这种借机搭车乱收费行为必须给予严惩，以保护农民工们合法权益。笔者继续关注。 社会百态中国人变疯狂
做“房奴”还要做“墓奴”？
成都市民政局等8个部门前日宣布——严禁炒买炒卖墓穴、塔位！那么，现在成都市场上一个墓穴到底有多贵？记者对成都市几家公墓进行调查发现，成都墓穴市场上最贵的墓穴价值48万元。如果一个人从死亡到入土为安，最便宜的也要1万多元，最贵的需要50多万元。这意味着逝者的墓穴价已经远远超过了生者居住的房价。(7月28日《成都商报》)
我不知道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如此疯狂的，也不知道中国人的生活水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我单知道现在很多城里人买不起房，即使千方百计缴了首付款，银行按揭买了房子，但由于几乎要用半生的时间还贷，自己亦不幸成了“房奴”…… 正当新“三座大山”压得城乡居民喘不过气来之时，正当城里人逐渐成为“房奴”一族之时，人们突然发现自己开始连死也死不起了。“死不起”先从殡仪馆开始，殡葬暴利使人“死而却步”，问题是含悲忍恨火化之后。在购买安放骨灰的墓地的时候，人们竟然再一次遭遇了买不起房那样的尴尬——像成都市这样一个人从死亡到入土为安，最便宜的也要1万多元，最贵的需要50多万元的“昂贵一死”。 我向来不怀疑国人的炒作功夫，刚把房产炒到世界顶峰，这边又将“墓产”炒到胜过房产。活着时要被敲骨吸髓，死后仍不罢休——不缴高价买墓费，让你活不安心，死不安魂，用心何其毒哉！
早就听说殡葬业要改革，要打破垄断，可总是雷声大雨点小。然而不论改还是不改，什么时候改，殡葬行业这种大发死人财的乱象，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总得管一管才行。来源：市场报
作者：贾如军 社会百态湖南浏阳电力局书记和副局长恶意停电遭撤职
新华社长沙8月3日电 （记者 苏晓洲 禹志明） 只因不满酒店董事长没有亲自送开张宴的请柬等原因，浏阳市电力局党委书记周较尧、副局长李立才指挥属下对当天开张的这家酒店及所在小区恶意停电，并要挟酒店女经理喝一瓶白酒少停一小时电，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长沙市电业局3日作出决定，撤销周、李两人的职务。 7月31日，湖南县级市中第一个按照五星级标准建设的浏阳市银天大酒店开张。当晚8时40分左右，这家投资1.5亿元的酒店突然陷入黑暗之中。时值盛夏，突如其来的停电使酒店顿时乱成了一锅粥。客房、餐饮、康体、娱乐等同时告急，投诉和要求退款赔偿的客人蜂拥而至。 在这场蹊跷的停电中，除了“银天”与所在小区的5栋13层住宅楼外，浏阳市其他地方灯火通明。事后经有关部门调查，此次事件是掌握供电大权的浏阳市电力局党委书记周较尧、副局长李立才等人导演的。 据了解，酒店开张前，银天大酒店董事长没有亲自将开张宴的请柬送到电力局，而是委托副手送去。如此一来，“银天”开张当日，就有“今天要停电”的风声传到“银天”。当晚，应在另一家酒店喝酒的周较尧、李立才“十分钟赶过来”的要求，“银天”派销售部女经理和一名女员工前往。 酒桌上，浏阳市电力局有些人公然宣称：停电就要停你们一通宵，你们给我喝酒，喝一瓶白酒少停你们一小时电！一桌人在喝光7瓶白酒后，有人还对“银天”的女员工搂搂抱抱，遭到对方拒绝。周较尧、李立才指使手下对酒店拉闸停电。此次停电，不仅造成“银天”开张日的混乱，还殃及这一小区广大居民。 湖南省电力公司有关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说，周较尧、李立才等人的行为，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损害了电力系统的形象，责成长沙市电业局对二人迅速作出撤职决定。 浏阳恶意停电事件发生后，浏阳市委、市政府组成调查组，对事件进行了详细调查。 房产冷暖反腐风暴席卷房地产业 多名副省级官员被双规
近日，一场涉及全国多个省市的反腐行动正在悄然展开。迄今为止，已有多名副省级官员被中纪委“双规”。值得注意的是，从目前披露出来的高官落马事件来看，背后均牵扯出许多官员，查处力度前所未有。
有迹象表明，此次反腐风暴与已然风声鹤唳的房地产市场有直接联系。此次对不法官员的查处，基本都涉及到资金密集、“权力”密集的房地产业，与前段时间提出的反“商业贿赂”不谋而合。 安徽：一张受贿名单，一个“副省”落马 2006年7月20日，位于合肥市长江路的安徽省政府比往日热闹了一些，但进出的大小官员脸上都异常严肃。中纪委一行人目前正驻扎在安徽，对由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引起的窝案进行进一步调查。据悉，此次调查范围将十分广泛，前后牵涉其中的各级干部正不断增加。 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在安徽省纪委实施反“商业贿赂”阶段，发现了一位在池州从事地产开发的浙江籍商人多次向地方官员行贿，顺藤摸瓜便查到了时任副省长的何闽旭头上。 于是，安徽省纪委立即上报给中纪委。中纪委极为重视，立即南下安徽进行调查。在调查中，中纪委发现，仅该商人就以各种名义送给何人民币30万元左右。于是，中纪委果断对何采取措施。此外何闽旭还面临失职渎职，在去年发生的池州群体性事件中，当时身为副省长同时未卸任池州市委书记的何闽旭，正在池州市辖的九华山上，接到报告后不闻不问，没有及时采取有效处理措施。 据悉，何闽旭在任池州市委书记时，曾在城市拆迁建设及房地产开发等方面和上述商人有黑色交易。此房地产商人随后被有关方面调查，而该商人则交出了一份受贿名单，名单涉及很广。 “现在不少人被中纪委喊去协助调查。”安徽省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 多个省市高官事发 反腐行动不仅仅在安徽。近日，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被双规，目前正在唐山受审查。据悉，中纪委已拿到李宝金涉嫌在房地产上谋取巨大利益的证据。有消息说，李宝金被双规的原因，与浩天房地产公司有密切关系，而此前浩天公司董事长王小毛已遭中纪委调查。针对此事，浩天集团有关人士拒绝接受记者采访。 “李金宝在天津的房地产界影响非常大，虽然检察院的事务与商业扯不上关系，但天津的地产商都争先恐后地结识李宝金。而很多人都知道要买房子就要找他，只要李宝金给地产商打声招呼，到手的房子比市价便宜将近1000元/平方米。”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 中纪委及天津纪委日前对天津房地产公司、银行展开调查，至少有五家房地产公司及一家银行负责人被纪委带走问话。记者通过有关途径获悉，这其中涉及到天津主管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市场的多位市级领导，目前中纪委天津小组正在进行严密的调查。 福建省工商局局长周金伙逃往美国后，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王炳毅、福州仓山区土地局局长李仲、仓山区区委书记张森兴等一批官员，因涉嫌违规拆迁和贪污等问题，也于日前先后遭“双规”。 据记者了解，此案涉及到福州文物古宅遭大肆清拆。位于福州市仓山区的“德园”是港人拥有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建设局和区政府以“旧区改造”为名，勒令在今年6月1日前强制拆迁，引发一系列矛盾。 记者获悉，负责此项土地开发的正是当地著名的发展商中望房地产公司，中望先后涉嫌仓山区岭后街违规拆迁和金山工业园违规开发等多个案件。 知情人向记者透露，周金伙在任职福建省宁德市市长前为福建省直房地集团董事长（正厅级），他的问题还涉及他任宁德市长时，将东湖华侨农场土地以7000元/亩的价格批给其亲属1200亩，后变更为城市房地产开发用地，其亲属以50万元/亩倒卖出去。 刘志华曾在北京市主管城市建设规划，负责建设、国土房管、体育、轨道交通建设方面的工作，并分管2008年奥运工程建设，位高权重。其分管部门的重要性和身份的特殊性，使得外界普遍认为刘志华被中央“闪电”查办，用意深刻。近日，在湖南，郴州市市委书记李大伦也因涉及到在房地产方面的腐败行为被“双规”，据悉，李大伦疑涉1.2亿元住房公积金遭挪用“豪赌”案和嘉禾拆迁案，主管城建和房地产的副市长雷渊利和原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也被“双规”，一批官员被相继查处。 反“商业贿赂”成反腐新突破 事实上，此次反腐风暴，几乎全部触及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市场。有关专家认为，此次中央重点治理房地产市场的腐败案子，查处刘志华等人，无疑是在治理目前失控的地产市场的源头，这对于一些和中央对抗房地产调控的地方政府官员十分具有威慑力。 去年“国八条”就已亮剑：省政府要对房价负责，谁对房价控制不力，谁就要负责。宝剑出鞘，只是早晚的事，只不过大家好像没当真。直到今年“国六条”出台，很多人还心存侥幸。但大家很快就从“国六条”细则中发现，原来与房地产不搭界的监察部赫然在目，才倒吸了一口凉气。 目前，地方官员与房地产商之间的亲密关系成为中央整顿房地产市场的重大障碍。国务院去年发布过两个“八条”规定试图抑制房价虚高和地产泡沫，但收效甚微，截至今年6月，中国70个城市房价同比上涨5.8%. “在房地产问题上，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博弈已经很久了，这让中央的很多次地产调控都没有得到彻底的执行，这次中央的用意显然是借查办刘志华整顿混乱无序的房地产市场，甚至可能会在更大范围内掀起一场房地产反腐风暴。”一位官员向记者分析说。 地产分析师高圆认为，中央房地产调控措施为什么在各地难以取得效果，关键就在于这个圈内严重的官商勾结。官商勾结已成为潜法则，是这个行业赢取暴利的基础，房地产商与地方政府的官僚、银行的首脑已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事实上，这个“铁三角”关系并不复杂：当初，银行由地方政府控制，地方政府用行政命令让银行贷款给房地产商，房地产商再用部分利润回报给地方官僚和银行首脑。这个铁三角目前正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联合起来化解中央政府的地产调控政策。 今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六条规定，九部委发布的15条具体要求，都严令各地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整顿房地产市场，宣称将严肃查处审批土地和房产开发中的官商勾结行为。这次中纪委以雷厉风行的手段拿下各省一批与房地产腐败案有关的官员，显示了中央希望在整顿房地产市场问题上尽快取得突破。 从此次全国反腐风暴的规模与所涉及官员“规格”来看，显然不能将反腐败的目的归为治理房地产市场。从腐败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危害程度来看，其比房地产等任何产业、实业不健康的危害均要严重。 中国经营报 2006－08－04 社会百态继“鼠标手”之后“游戏手、手机手”露头角
暑期学生“三手”病蔓延
现在正值暑期，不少学生在放假后户外活动减少，其中有些孩子全心沉醉于网络，有些在游戏中奋战，有些则对手机爱不释手。正当孩子们沉迷于游戏、网络和手机短信时，他们的小手却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伤害。昨天下午记者在积水潭医院了解到，“鼠标手”、“手机手”、“游戏手”——医生统称为“三手病”患者近期呈现低龄化倾向，在学生、白领人群中大有蔓延之势。 “游戏手”、“手机手”初露头角 昨天下午，在北京积水潭医院手外科门诊科记者看到，目前因打游戏、玩手机而造成的手疾患者大多数为正在上学的青少年。据积水潭医院手外科主任田光磊教授介绍，由于拇指过于频繁地运动，引起掌指关节疼痛，很容易造成腱鞘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手机手”，医学上称为拇指腱鞘炎，是指肌腱与外围的腱鞘出现发炎的现象，症状为掌指关节疼痛。而“游戏手”则通长分为拇指腱鞘炎、桡骨茎突狭窄性腱鞘炎，表现为桡骨茎突部隆起、疼痛，腕和拇指活动时疼痛加重，局部压痛。虽然这“两手”未及“鼠标手”那样普遍，但它们正呈发展趋势，危害同样不可忽视。田教授提醒孩子们要在假期中安排好业余生活，适度适量地进行娱乐活动，并要保证充分的休息时间。 鼠标手严重可致肌肉萎缩 鼠标、键盘已经成为我们现代人生活工作中的伙伴，但是对于长期使用电脑的上网族来说，患“鼠标手“的几率会大大增大。田教授指出，“鼠标手”近几年已成为一种常见的网络病，在他接诊的病例中，有30％从事计算机工作的人患“鼠标手”。田教授介绍说，使用电脑时间过长、鼠标过小或尾部较低都会导致“鼠标手”。“鼠标手”的早期症状较轻，患者会感觉到手指和腕关节疲惫麻木，有的关节活动时还会发出轻微的响声，此时需要充足的休息，一般情况下患者在经过几天的调整后，症状会慢慢减轻直至消失。如果出现腕管综合症(拇、示、中、环指拇侧发麻发木)与尺神经卡压综合症(小指和环指相邻侧发麻发木)，症状在3个月之内得不到缓解，并伴有肌肉萎缩的现象，则需通过手术进行治疗。
田教授建议，选择个性化的健康鼠标对预防“鼠标手”很重要。人们在购买鼠标的时候。不应只注意鼠标外形的新奇独特，要根据自身的手形，购买一款手感舒适、使用轻松的鼠标，尾部高一些、使腕部不受压不与桌面接触。（来源：北京晚报
党晓晖 彭宁) 8/4/2006 冷眼看银基王朝 最近，看到银基王朝门庭冷落，听到银基王朝种种传闻，正感觉有点扑朔迷离，却由银基的种种现象突然想起德亿地产、想起德亿房产的问鼎之作德亿时代城。
德亿地产曾经非常得意 1996至2003年，河南德亿地产是河南房产行业的“老大”，曾在7年内获取了政府颁发的12个奖项，德亿地产在河南省同行业内一度排名第一，该公司老板刘锦鸿也同样风光无限、名声大躁。 曾经的富人区变成了无人区 德亿房产曾经出现过一个老人讨要房款，吃方便面在售楼现场滞留一周的情景。强势与弱势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强势，原先规划的幼儿园、游泳池、绿地等公共设施，全被德亿房地产公司盖成了商品楼，后又要占用休闲广场盖商住楼，愤怒的业主只得用赶走德亿地产的子公司德亿物业管理公司另聘新主的方法要挟德亿房地产公司。而这一措施效果甚微，后又出现保安打人、小区连续停水6天、小区13棵树被莫名砍伐等不良现象。一系列的问题倒致住在该小区的曾经有钱、有地位的“得意人士”极为恼火，不少人开始搬家，一时间，明鸿新城的房子不少被贴上了转卖的标签。 惊人的相似让人联想感叹 得意与失意的一幕幕总在不停上演，德亿地产辉煌时刘锦鸿没有预知后来。 作秀功夫深不代表营销效果好 时搁几年，银基王朝的作秀功夫是德亿远不能及的！ “面积大”岂堪称“富人区” “价格高”不等于“品质高” 若因为地理位置好，银基王朝就可卖高价。那么其紧邻的一些项目是不是也可把价格提到5000元/平方呢？ 营销宣传玩“另类”等于“玩火” 银基王朝的营销宣传是从大河报多次提出“捂盘说”之后登台亮相的，其没有选择媒体组合，没有在乎迅速崛起且有不小影响力的晚报、今报、商报等多家同城媒体，更没晓得网络如今传播速度之快，背后种种把戏在网上都被一一揭穿。“捂盘说”不疼不痒、恍惚结束，紧跟该报就是其大版大版广告。此举，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开发商在作秀，看透了开发商玩的把戏，真正的购房者一笑而过说“随便玩儿吧！”思维慢点的也知道大河报在批评银基王朝，有问题的房子谁还去买？ “富人”还在乎五万块钱？ 银基王朝的人说，王者之城应该住有钱有闲有权有势有品有才的人，可据银基的不少商户反映，银基公司规定自己商户买过银基商贸城产权门面房的，如果买银基王朝的房子可以优惠10个点。10个点是50000元，住进“中原第一富人区”的富人们还在乎50000元钱吗？如果不是真正“富人”的小商户住进“中原第一富人区”或“王者之城”，他们该称为“富豪”或“帝王”呢？还是该称为“商户”呢？ “银基王朝”要风光还是要使命 银基王朝的户型面积都是200、300、400平方米的套房大户型，这与政府“7090”原则不甚对味。要想不和政策相悖，只有在后期开发时更改户型面积。若改了户型，买房子的人就会出现变化，那还能称为“第一首席富人区”或“王者之城”吗？ |
||||||||||||||||||||||||||||
Send a private message
Tell a friend
Add to My MSN
Add to your network
Sign up for alerts
|
|
